《透过细节看清朝(精编)》第22章

“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作者又考证了翁同龢当日日记，列出了皇上以及都察院全天的工作流水账，证明那天肯定没有出现过一千三百名公车到都察院游行示威并且被拒的事情。
再根据宫廷档案，同样证明“上书被拒”之不存在。当时上书反对签定条约的远不止公车们，先是大批现职官员从4月14日就开始接连上奏，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大批举人上书，仅5月2日那天，就接到七省举人的八批公呈，签名者人；这样转奏到5月8日才结束，上书总量31件，签名者1555人，其中梁启超领衔广东举人80人上书，只是诸多上书中的一件。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其实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所以说公车上书的事情是有的，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形成了对维新变法有利的社会风气应该也是有的，但是康有为在当时还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只是一个还没考中进士的读书人而已；他的上书，也只不过是众多上书中的一件而已，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至于到都察院游行示威，纯属无稽之谈。康有为一贯把自己想象成新式中国里的圣人或教主，所以才在书中把自己说成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这种妄自尊大是一种典型的书生式的雄心壮志，无比美好，但是虚无缥缈。而且在这里应该提醒读者，在之后的整个变法过程中，康有为就是用这样的书生意气来作为自己的前进动力和指导思想，完全不顾及现实效果和影响，这也注定了他和他的同仁们的悲剧结局。公车上书对于康有为，对于整个国家，都只是一个开始，但却为整个事件定下了基调。
康有为的思想
知识分子头脑中总是充满着美好的幻想，这些幻想可作为现实生活中奋斗的动力，但是绝对不能当真把它们照搬到现实生活中来。而头脑中充斥着这样一些幻想的人，可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现实中却很难获得成功。
可惜的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康有为，偏偏打算在现实中干一番事业。
康有为在1898年正式变法之前，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和宣传他的变法思想。作为一个书生和学者，他最值得人们关注的，也应该是他的变法思想。
康有为的整个思想体系，集中体现在他所著的三本书里，即《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其中《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应该说是为了适应维新变法的需要而写的，目的是破除人们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的迷信，进行思想解放，以便为日后的变法维新做好准备。所以说这两本书更多的是具备政治上的意义，是变法维新的武器，而非真正的学术研究。《新学伪经考》里说，中国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刘歆伪造。刘歆为了给西汉末年的新莽王朝提供统治的合法依据，就篡改了孔子的学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思想领域的李代桃僵，把自己给新莽王朝辩护的学说说成是孔子的思想。
从此孔子的真正思想就此埋没，中国社会几千年流传的儒家经学，都是经过那时候改造的，是新莽王朝之学，也就是所谓“新学”。所以他康有为现在要“雪先圣之沉冤，出诸儒于云雾”，给孔子正名，发扬光大孔子的真正思想，证明新学都是“伪经”。那么孔子的真正思想是什么呢？那就是《孔子改制考》里的内容了，康有为说孔子提倡周礼，正是要改革当时政治现实中的种种弊端，所以孔子是推行改革的先祖。而孔子推行的那些政治原则和信仰，正是民主政体、人民权利这样一些近代西方政治原则中核心的东西。这可真是牵强附会，让人哭笑不得了。
康有为好歹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能写出这样毫无根据的东西呢？他的目的，当然是要为他的变法维新找个正当的理由。毕竟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社会思想的冲击很大，但是人们的思想禁锢还是十分严重，封建道德和社会体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要说到变法维新，人们还是谈虎色变。在这种形势下，要提倡变法，完全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不为自己找到一棵大树来遮风挡雨，根本无法抵御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压力。为了找到这棵大树，康有为就写了这样两本书，一本用来攻击顽固不化的守旧派，说他们信奉的经典都是“伪经”；一本用来为自己寻找理论依据，说至圣先师孔子正是变法的始祖。由此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中国要进行变革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康有为为了尽量为自己的变法寻找到一个盾牌，竟然使出了这么异想天开的招数。二是康有为真是书生气十足，迂腐之至，找个靠山也要到历史里面去找，拿出孔子来吓唬人。怪不得后来他一门心思抱光绪的大腿，就是不肯考虑考虑太后老佛爷。
康有为还有一本书叫做《大同书》，这本书应该说是他自己毕生功力之所聚，不是敷衍之作了。一个学者的思想，应该具备超越现实，穿透未来的特性，不能把眼光仅仅放在现实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上，而这本书尽管其中的观点在现在看来是幼稚可笑的，但却正好体现了康有为的学者特点。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儒家“仁”的思想、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基督教的救世思想、资本主义民主观念和一些模糊的空想社会主义观念掺杂在一起，用《礼记·礼运篇》里的“大同”说法作为题目，写了长达10部30卷20万字的著作。在书中他描绘的未来世界的美好景象：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国家、阶级、民族、种族这些分别全都已经自动消亡，人人享受民主，不再有剥削和压迫，甚至就连动物也不再遭受人类的奴役和宰杀，因为人类发明了一种食物，其味道比动物的肉还要鲜美，完全可以替代动物的肉……这些描述体现了康有为超凡的想象力和敢于打破一切旧制度、旧思想的勇气，但是同时这些描述也无异于空中楼阁，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实现。古今中外的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在人间永远不可能建成天国。凡是这样的尝试，最终都将走向其反面…地狱。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而康有为本人也隐约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本书他斟酌再三才发表了前两部，死后才由其弟子全部印刷发行。此书最初名为《人类公理》，他自己还曾自豪地说：吾既闻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这固然体现出他追求永恒真理的理想，但是也表现出他本人那种过分的自信。康有为一生，从自己的个人功绩的角度说一直有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把自己变成像孔子一样的圣人，后人都信奉他所创立的学说，在他所设想的社会里生活。总的说来，从康有为的三本著名著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变法与政变（1）
鲁迅先生说，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光绪皇帝和维新派为了变法图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然而，当慈禧的态度突然变化时，维新派才真正发现：变法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仅有良好的愿望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公车上书事件之后，康有为深感自己人微言轻，难以引起重视。为了宣传他的维新变法思想，采取了类似于现在舆论炒作的办法：康有为首先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后，每三天举行一次例会，相互讨论“中国自强之学”，为了吸引眼球，康有为率先挑起舆论口水战，批判保守派投降卖国，尤其是《马关条约》的替罪羊李鸿章，被他们骂了个狗血淋头。不过那时候中国可没有言论自由，他们惹怒了李鸿章等人，结果强学会被封闭了。在这个学会被封闭之前，康有为已经预感到形势不妙，于同年11月离京南下在上海组织了强学分会，不久也被封闭。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胶州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于是舆论环境变得对康有为有利起来。1898年3月，康有为在北京又组织了保国会。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