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第22章

我们究竟可以希望什么？你已读过几位心理学家的实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让你对人性失望，斯金纳的实验让你困惑，罗森汉的发现反映出人性的愚昧。本章的实验让你备感威胁，也许即使真的遭受电击都没这么危险。你觉得染上了致命的疾病，我们彼此相互传染，到最后所有人都束手无策，只会推卸责任，困惑不已。这种情况能够避免吗？
比曼（Arthur　Beaman）是蒙大拿大学的社会科学家，1979年在《炫格与社会心理学学报》（Th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上发表与人合撰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价值极高，可惜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这篇论文篇幅极短，但随手拈来，看到的全是相关系数、双尾检验等量化符号。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因素，所以这篇论文一直默默无闻。科学实验需要某些特质，才能超越学术抽象的藩篱，如，高明的表达技巧、适度的含糊其词与耸动震撼、若干的转折起伏。
比曼的写作风格晦涩难懂，然而若能尝试突破这层表象，便能了解他的研究结果：如果能教导人们，使其了解社会暗示作用、人众无知、旁观者效应等观念，那么就像为我们注射了疫苗，多少能抑制这些行为反应的出现。因为比曼发现，人一旦知道自己有多容易因为偏颇的解读而错失关键时刻，那么就会设法不让自己因此受害。
比曼找来一群大学生，让这些学生观看有关达利与拉丹设计的癫痫发作与烟雾实验的影片，循序渐进地让他们了解达利与拉丹提出的助人行为五阶段。
觉察：你注意到有事情发生，而你可能帮得上忙。
理解：你认为有人需要帮助。
责任：你自觉应该帮忙。
判断：你决定要怎么做。
行动：你采取行动。
这些学生看过影片，知道了优良公民的极致表现必经的五阶段。和未接触相关课程的学生相比，前者主动助人的比例几乎是后者的两倍。上过相关课程的学生，或许是对冷漠产生了抗体，对生活中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急难，他们会主动伸出援手。既然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助人的比率，促成有效的危机处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知识却不是学校课程的必教内容？这是我们必须检讨的问题。把这些知识纳入必修的急救课程，甚至公告在公益事业的布告栏。当今美国局势空前危急，我们更需要了解该怎么做。
助人之路依然曲折迂回
这些我都知道了，我的准备理当更充分。政治人物告诉我们，照顾好自己，但也不要忽略可疑的线索。美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过了一星期，流言沸沸扬扬，据说这周末会发生第二波袭击。每个人都说：“你得先照顾好自己。”
没错，但我们还能做什么？所以我不顾众人劝阻，还是前往市区。秋天的波士顿，景色宜人，阳光和煦，市立墓园的草地宛如一片绿色海洋。我走到比根山一带，眺望州议会的金色圆顶。我从小最爱这栋建筑，以前常会幻想圆顶之下聚集了各式各样长着翅膀的怪物。
此时政治人物不见人影，我却在铁栅门边看到一名貌不惊人的少年，大约十八九岁，理个大光头，刺了一个蓝色十字，想不注意都难。他穿着某种制服，绑带式的黑皮靴，手臂上茂密的毛发闪着微光。他口袋鼓起，看起来很可疑，好像是刀柄之类的东西。他站在街角，不想引人注意，手中的笔不知在画些什么。
前几天才听说，底特律的防空洞发现好几幅大使馆和机场的位置图，另外还找到如何驾驶飞机喷洒农药的手册。少年喃喃自语，看不出在说什么。我回想先前读过的许多资料，知道旁观者会有何反应，但此刻我还是不确定自己该做什么。最保险的做法是通报相关单位有可疑人士出现。可是这样做真的很可笑！
这问题和教育有关。你首先得确认需要采取行动。但是世事纠结晦涩多于清楚明了，你很难断定到底需不需要。我走近这名面貌丑陋的少年，他也许是盲目沉迷纳粹的新世代，也许他是父母心目中既体贴又叛逆的儿子。他似乎感到有人逼近，突然转头看我，只见他绿色眼珠澄净如水。我勉强挤出微笑。他来回打量我，也对我笑了笑。
我们并未交谈，但他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快笔涂写的东西、军人特有的蹲姿、大光头，处处都让人有不祥的预感。他手上的铅笔很短，粗圆的黑色笔心画下极粗的线条，看不出画的是什么。少年把素描本翻转给我看，我终于知道他在忙什么了。纸上没有出入路线或可疑的符号，只画了州议会前草地上的一棵树，枝繁叶茂，层层交叠。
我没有细看，只觉得那幅画很美。少年把画从素描本上撕下来送我。我把画挂在书桌前，一边写这篇文章，一边偶尔抬头看着一片片树叶。交叠的树叶传递信息、秘密以及多重含意。现在我知道了助人的五个阶段，我也知道故事仍会曲折迂回。
第5章　撒谎有理　费斯汀格与认知不协调理论
引言
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生于1919年5月8日，父母都是俄罗斯人。
他先在纽约城市学院取得心理学学士学位，再到艾奥瓦大学攻读硕士，师从于著名的德裔心理学家勒温（Kurt　Lewin），后来勒温与费斯汀格转赴麻省理工学院继续研究。勒温去世后，他于　1948年担任了密歇根大学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的主任。
1975年费斯汀格发表了其最著名的论著《认知不协调理论》（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他在书中写道：“个体如果同时持有相互抵触的观念（即认知结果），那么思想对立的最终结果就是衍生出一股力量，进而改变个体的行为或态度。个体有时未必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改变行为以符合信念，反而可能改变信念，使其能合理地解释行为。”
基奇（Marion　Keech）与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医生住在明尼亚波利斯的湖城。基奇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阿姆斯特朗在邻近医院任职，两人相识于某个研究飞碟的社团。湖城空旷辽阔，冬季风很大，天很冷，雪花从乌云中飘落，仿佛寓意深远的信息从天而降。
两人在此平静度日。直到有一天，基奇收到一封极为特殊的信，发信者自称沙纳达（Sananda）。基奇感应到某种强烈的震动，不由自主地用颤抖的手，在笔记本上写下这些字句：“大西洋海床不断上升，沿岸陆地将为海水淹没，法国沉入海底……俄罗斯变成汪洋大海，巨浪袭击落矶山脉……这一切都是为了净化人间，重建世界新秩序。”这些信息如排山倒海般急速涌现，警告基奇1954年12月21日午夜将有洪水爆发，只有相信沙纳达的人才能得救。
基奇相信沙纳达的警告，阿姆斯特朗医生也相信。陆续有人加入他们的行列，着手准备迎接洪水来临。当时正值11月，太阳很早就下山了，黑暗如柏油般蔓延，吞噬一切。这些信徒曾通过媒体发表公开声明，但随即与外界断绝接触，因为只有少数人是沙纳达的选民，而且他们也不忍心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恐慌。
世界末日即将降临
然而消息还是在美国中西部广为流传，从爱达荷州到艾奥瓦州，许多民众都感到好奇不解。当年31岁的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在附近的明尼苏达大学任教，他对这群人有所耳闻，并决定混际其中。他想知道，万一到了12月21日午夜，没有太空船、没下雨，这些人会有何反应？还会相信预言吗？费斯汀格想知道，要是预言失灵，这些人会有什么反应？
费斯汀格找了一些人伪装成信徒，混入其中。他们发现这群信徒深信天谕即将成真，准备工作做得细致周到。有位女信徒辞掉工作，变卖家产，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女儿，住进基奇家中。阿姆斯特朗医生因为坚信必有大洪水，所以连问诊时也不断对病人讲道，严重妨碍了工作，因而遭到解雇。不过这都无所谓，因为俗物虚名与沙纳达救不救你无关，也不影响能否到远方星球开始新生。这些信徒相信，这颗星球距离遥远，肉眼无法看见。
洪水到来的前夕，信徒聚集在基奇家的客厅，等候指示，其中也包括伪装成信徒的研究者。有些指示是信徒在纸上随意涂写的文字，有些信徒则声称接到了外星人的电话。在一般人看来，这简直就是在胡闹，但信众却都能解读其中隐含的重要信息。有人听到电话那头说：“嗨，我的浴室淹水了，要不要过来庆祝？”这显然是沙纳达的特别助理发出的暗号，信徒为此很高兴。还有人在客厅地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