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46章

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父亲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
父亲曾和我谈起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和小平同志汇报完工作，闲聊了两句，小平同志说了句话让他久思不解。父亲说：“小平同志说，爱萍，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懂得政治。”
“我不明白，我怎么不懂政治了？75年，‘四人帮’那样嚣张，我妥协过吗？”
什么是政治？政治源于希腊语，指的是城池或保卫城池；后来的人说法就多了，列宁说，政治是个利益集团；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蒋介石说得更邪乎：政治是我养的一条狗，让它咬谁就咬谁！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你是个军人，军人热衷于搞政治，不就成了政客。
父亲说：“胡说八道！”
我还是想说服他：资产阶级政客的那套东西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党的政治生活中来，我想小平同志指的，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我又说，小平同志能当着你的面说，我看，他是太了解你了。
父亲说：“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我们都沉默不语。
还是前些年，在中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文化大革命”，总的精神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可他说：“革’给党带来的灾难和教训，能这样就完了吗？”后来我把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文章拿给他看，说人家这才叫懂政治呢！他并不认同，说：“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不要混为一谈。”会上有的领导同志说，“文革”中我们每个人都挨过整，但我们不也都整过人家吗？他呼的一下子就站起来，指着人家说：“那你说，我整过谁？”回来后，他还忿忿地说：“如果真是这样相互整，党就更应该痛下决心了！”“都是些没有原则的话！”
我把这些陈年旧账，一一给他翻倒出来。
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讨论候选名单时，军队组的许多同志提出，政治局候选名单中，为什么没有张爱萍同志，既然要他进军委班子，而且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照例应该是政治局委员啊。胡耀邦同志来军队组参加讨论，他解释说，当时在拟定候选名单时，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军队占的比例大了。当时秦基伟说，都嫌军队人多，那我可以不进嘛。胡耀邦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爱萍同志应该进政治局。军队占比例大，也是我们党的传统。不过这件事要请示小平同志。我现在就去。不一会儿，他回来说，小平同志要我向同志们解释一下，他的意见是不要再动了。
这些情况，当时就有所传闻，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得到证实。他说：“胡耀邦同志和我谈过，还特地提到小平同志说的话，你们不了解爱萍，他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看得出，父亲的心情是挺愉快的。他对当不当政治局委员兴趣不大，而对邓小平评价他的这句话倒很在意。他深有感触地说：“他是知道我这个人的。”
真是个性情中人。
可我们年轻人不这样看问题。我们和他理论。他说：
“政治局是什么？是领袖！党的领袖！毛泽东、总理、少奇同志、任弼时、彭老总，还有老帅们……我们这些人，只是做具体工作的。”
我反驳他，你说的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就你这脾气，什么事都较真，明摆着是怕你进去搅局嘛！
这回真把他给惹恼了，喊道：“不知耻！叫你进，你就进啊？自己有多大点本事，有多大点贡献，还不知道吗？位置再高，不干事，还不是照样挨老百姓骂！”
看着默默在吃饭的父亲，我想：像父亲这样一个很透明、很率直、很孤傲的人，在党内能做到这样高的位置，实在是个奇迹。这也许要归功于残酷的战争，归功于创业的艰难，归功于开国元勋们独具的包容海量和雄才大略。实事求是地说，党内最高领导层的人，是了解他，器重他，信任他的，但未必都喜欢他。
1989年，为庆祝建国40周年，国防科工委编辑了一本大部头的纪念册，文图并茂，特邀父亲为此撰文。父亲发表了篇《回顾与寄语》。这时他已经退休，他要“寄语”什么呢？他对代笔的同志讲了四条：
既然是个叫花子，就要随时准备好一条打狗棍；文章写出来，这一条变成“居安思危”，好听得多了。［小说网／／。。］
告诉他们，等着国家富了，再拿钱去买人家的武器，那是一条危险的绝路！文章写成，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
他接着说，不要把我的“统一领导组织下的大力协作、联合攻关”的提法，修改成横向联合，互利双赢的商业语言。文章发表时改为，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管理，同心同德，大力协同。
最后转告我的同志们，商品社会了，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卖了！文章发表时改为，发扬为民为国的无私奉献精神。并把它作为第二条。
我说你讲的不错，但不像是寄语。他厉声道：“我这是警告！”
他好像越来越不入流了。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有了钱，吃饱了肚子，一切都能办了，也好办了。有些是必须付出的，是必须牺牲的，也许，这就是改革的代价。
若干年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和改革，应该是协调的，经济第一固然不错，但也要兼顾环境、兼顾国防、兼顾资源的保护和节省；兼顾净化社会环境、兼顾公平与公正。为了搞钱，无视腐败、丢掉信仰、扩大贫富矛盾、一切向钱看，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搞的改革。
第十一章　最后一个“士”
中国历史从东汉至今，在这漫长的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一种被称作“士”的人。他们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或是在朝，或是下野，都心系国家和民族，都重在追求精神的独立，不被名利所累。或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穷也好，达也好；出世或是入世；得志或不得志。总之，他们不但以不凡的业绩彪炳史册，更以难得的高风亮节为后人称诵。
如岳飞说：“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
如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如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1　回归之路
我像你们这个年龄时还很糊涂呢！”
我说，不可能，你们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很辉煌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你们的影子，一辈子也只配当个瞎参谋、乱干事什么的。
他说：“衡量一个人，不是官职，而是看品格和才能。”
《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卫国有两个正直无私的大夫，史鱼和遽伯玉。史鱼以耿直敢言著称，他屡次向卫灵公进言，举贤罢佞，直到临死前还叮嘱儿子不要在正堂为他办丧事，以此死谏。遽伯玉则不同，孔子说他是，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克己奉公，努力做事；当国家政治昏聩时，他便藏志隐身而退。孔子说，这是君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至今流传的“忠臣死谏”、“君子退隐”的故事。直谏乃至死谏，其忠可嘉，其诚可鉴。但孔子更推崇的是通权达变的君子之道看重的是自身的仕途行止取决于对国家政治形势的正确分析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史鱼和遽伯玉，烈士与君子，都是社会的栋梁，但在不同的时期，其价值与影响不同。在和平时期，史鱼那样的烈士有偏激之嫌，似乎不大合时宜；但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候，遽伯玉似乎就比史鱼逊色多了。
什么时候持烈士之风，什么时候取君子之道，也有个通权达变的问题。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再往后呢？那就应该有更高的人生境界了。能将史鱼和遽伯玉集于一身且能通权达变者，大君子也！
父亲渐渐地不再愿意谈工作上的事。有时我们和他谈起一些外界重大事情，他似乎也置若罔闻。
还是在一年前，他到医院体检，说是肾脏有个阴影，是癌，还是囊肿？活检吧，又怕穿透引起转移，意见不一。耽误下去后果可想而知；但切开如果不是，就白白丢了个肾；谁能对此负责？医疗组面临两难抉择。父亲听了会诊情况，问：“一个肾会有什么影响吗？”随即提笔给专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