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巴多时间心理学》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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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预料未来的领导者也可能会遭受各自弱点的折磨，遭受不良的时间管理的后果以及因享乐主义而产生的失落。人类进化心理学家大卫·巴斯（David　Buss）告诉我们，在漫长的进化史上所发生的交配游戏中，大部分雄性物种都竭力选择尽可能多的性征服对象，而头等雄性则可以精挑细选其配偶。相反，雌性比雄性能更好地面对未来，因为其进化的计划是选择能为后代提供最好的条件和基因的雄性。因此，那些年轻而有魅力的女人会选择那些又老又没魅力的男人，如果他们足够有钱或有地位的话。
根据李普曼（Jean　Lipman…Blumen）在《有毒的领导人的吸引力》（The　Allure　of　Toxic　Leaders）的分析，某些领导者的能力和魅力不只用来吸引性伴侣，他们更深深吸引着那些追随者。她解释了我们为什么和如何跟随具有破坏性的老板，像安然公司的肯尼斯·莱和杰弗里·斯克林，世通、泰科国际、阳光以及其他同样破产的公司的那些人。我们为什么相信虚假的电视福音，被那些富有感染力的媒体人物所俘获，轻易地受到如希特勒之流的大众蛊惑者和杀人犯的催眠般的诱惑，她对此都做了探究。他们或多或少都满足了我们的一些基本的心理需要，他们总是立即行动，不计后果。他们的出现唤醒了人们对绝对权力的追逐，这种危险的诱惑令太多的人着迷。
企业家的时间观
据管理界巨头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说，创新可不是在瓶子里捕捉闪电。如果你知道到哪里寻找，就能系统地追求和发现创新。在《创新与创业精神》（I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一书中，德鲁克告诉我们去哪里找，他找到并排列出创新和创业机会的7个来源。排在首位的就是“出乎预料”。根据德鲁克的观点，当未来并没有像你所设想的那样发生，那就会“出乎预料”地发生。“出乎预料”能象征着出乎预料的成功或出乎预料的失败。在这两种类型中，出乎预料的成功能提供更多的机会，但是出乎预料的失败也有它的优点。巴氏灭菌法的发明者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写道：“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当出乎预料的事件发生时，那些对未来有准备的人就会理解其个中深意，并且知道如何把它作为资本去利用，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投资于教育，学会了关注意外事件和因果思维；他们已经准备好去迎接新东西并把它置于熟悉的旧模式中，或者创造出更适合旧模式的新东西。
新发明的利弊
毫无疑问，你听说过把一件新发明描述为“这是自切片面包发明以后的最好东西”。不过，你可能从未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用这样的说法。切片面包有如此伟大吗？直到1928年才有切片面包，而以前没有切片面包的时候，人们也过得挺好。现在我们自己把面包切成片，仿佛有种往事重现的感觉，所以切片面包也没那么美妙，不是吗？
如果我们真的停下来思考为什么切片面包如此伟大，我们会发现它具有伟大发明的两个标志。第一，切片面包节约时间，虽然那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那段时间确实是人们乐意去节省的，这还不是切片面包所能带来的全部回报；第二，非常微妙，切面包片是一项不精确的科学。你要自己切的话，会时而薄，时而厚。切面包是如此困难，即使我们给你所要的时间，你也不能把面包切的和机器切的一样。所以切好的面包不仅节省了你切面包的时间，它也节省了你去思考如何将面包切得完美的时间。
新发明所扣的“时间税”容许我们做新事。当我们能做的新事越来越多时，它所扣的“时间税”就越来越高。如果我们做的新事比旧事好¨　xuan　shū　wang¨，那是可以接受的，但并不总是这样的。因为史蒂芬·柯维已经指出，我们所列出来的急事会把那些不急的事往后推，不管那些不急的事有多么重要。同样，会做新事的能力也会把做旧事往后推，不管做这些旧事有多重要或多令人愉快。未来的目标能让我们避免那些新出现的紧急事件的陷阱。一旦我们决定了是否要追求名誉、财富、快乐、兴奋、安静、舒适，我们就能决定如何最好地花费时间去追求它们。
时间的陷阱
有些发明让我们做一些以前不能做的事情，或者把旧的事情做得更好、更快、更实惠。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好的，但是创新和技术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你喜欢切面包，你还会像以前没有切片面包时那样频繁地切面包吗？可能不会了。当节省时间比自己切面包而得到享受来得更为急迫的时候，你也只能偶尔为之了。无论如何，我们每个人享用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做新的事情意味着少做一些旧的事情。如果这些旧的事情并没有乐趣的话，那还好。如果这些事情有乐趣的话，那就不好了。
发明和新技术能节省我们的时间也能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新技术，去使用新技术，而那些时间可以用在其他事情上。对某些人来说，这些时间消耗可以接受，他们甚至可以享受这种消耗。对其他人来说，技术是种有用的工具，必须控制花在它上面的时间消耗。但还有一些人认为，技术没有必要，因为它把自己喜爱以旧方式做事的乐趣剥夺了。
当你阅读下面关于三个成功人士生活的描述时，考虑一下他们是如何控制技术，而技术是如何控制他们的，然后反省一下技术在你生活中的位置。
林肯爵士乐中心、艺术指导、音乐家温顿·马萨利斯（Wynton　Marsalis）的自述：
除了演奏和创作外，我不得不做一些诸如演讲和募捐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爵士乐。甚至当我在谈论美国文化和美国人时，也都是关于爵士乐的。我所有的才能都在爵士乐上。我不是一个有条理的人，对我来说，我的格言就是：“做好它，全部时间都来做它。”
我从没发过E…mail，我有电脑但没有接上互联网；我确实有手机，但我只是学会了如何在它上面记录乐谱。我做事都是用速记，或者告诉我的员工，然后他们把它打印出来。
音乐是即兴而作的，它能因和别人一起受到激发而创造一种新的东西，能在开心得要死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啊。要想发挥到最佳状态，就意味着练习、练习再练习，我对这个非常重视。我们有相同的理解模式，有音乐，彼此间还有爱。它是一种“激流”。
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官、首席投资官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的自述：
我在早上4点30分起床，然后检查一下市场情况。我楼下有一个彭博机（数据终端机）、一个徳励机（财经信息终端机）和其他一些机器。彭博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获得纽约剧院最新的评论，或者你也可以了解巴西货币里亚尔的50年流通史。通过它们获取信息会让人惊喜不已。
我查完日本和欧洲的市场后，为自己备些早餐，在早上5点45分去上班，6点到达办公室。头一两个小时用来收集市场运作和各种经济数据信息。很多宏观数字，比如GDP、失业人数以及其他就业统计数据会在早上5点30分发布。
对于一个证券经理来说，消除干扰是关键。你不得不把信息流减弱到最低水平。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阅读不同的观点。对我来说，那就意味着我不用回复或查看我不想收到的E…mail。如果不算和我妻子通的电话，我一天最多打3或4次电话。我没有手机。我也不需要“黑莓”商务手机。我的座右铭是：我不想主动联系，也不想被联系到。
我一天中最重要的时间并不是在交易大厅。每天早上8点30分，我会从我的椅子上站起来，穿过大街走到健身俱乐部。我做瑜伽，大概持续90分钟左右，在8点30分和10点之间。我远离办公室，远离嘈杂，远离彭博屏幕。
在骑了55分钟自行车，做了10~TXT小说：…5分钟的瑜伽以后，突然所有的重要灵感都来了。我把30分钟或1小时看成一天中最有价值的时刻。
谷歌“搜索引擎和使用者体验部”副总裁、执行官玛丽莎·迈尔（Mar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