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第53章

林徽因主要承担的是纪念碑须弥座装饰浮雕的设计，从总平面规划到装饰图案纹样，她一张一张认真推敲，反复研究。每绘一个图样，都要逐级放大，从小比例尺全图直到大样，并在每个图上绘出人形，保证正确的尺度。
在设计风格上，林徽因主张以唐代风格作蓝本，选出许多资料，跟助手逐一分析，详细讲解，掌握基本特点。
林徽因说：“盛唐文化是中国历史上的华彩乐段，显示着时代风貌和社会形态。
‘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为麻。’这是何等气派！任何艺术从气势和风度讲，显然应该和社会时代相一致。秦汉雕塑以阳刚之美为主，体现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量，而唐代雕塑则刚柔并济，同时吸收了南朝文化的精致、细腻、华美的自然灵气。秦汉雕塑在空间造型上讲究体积的庞大，气势的充沛，以大为美，以充实为美，而唐代雕塑则是浑厚中有灵巧，粗犷中有妩媚，豪放中有细腻，凝重中有轻盈。秦汉雕塑表现为物质世界的扩张和征服，唐代雕塑同时还讲这种扩张和征服与内心世界的刻画相统一。唐代雕塑代表着完满、和谐，在‘比德’和‘畅神’方面都做出了努力，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结构体系。这些正是我们要借鉴的。
唐代艺术具有与欧洲文艺复兴类似的人文主义特点，能更好地表达人民对英雄的歌颂与怀念。“
林徽因说完，又拿起关肇邺设计的一幅图案，半开玩笑地说：“这幅好像是乾隆趣味，不配表现我们的英雄。”
经过比较，他们最后选定了一种以唐风为主的风格。
两个月的时间，林徽因和关肇邺画了数百张图案，最后选定了以橄榄枝为主体的花环设计。
在选用装饰花环的花卉品种上，他们很伤了一段时间脑筋。最初选用了英雄花，经咨询花卉专家，得知木棉并非中国原产，随后放弃这一构想。
在上千种花卉中，他们最后选定了牡丹、荷花和菊花三种，象征高贵、纯洁和坚韧。
须弥座正面设计为一主两从三个花环，侧面为一只花环。同基座的浮雕相互照应，运用中国传统的纪念性符号，如同一组上行的音阶，把英雄的乐章推向高潮。
1953年完成了景泰蓝抢救工作以后，林徽因的身体又一次垮了下来，她生命的热能仿佛彻底耗尽了。每到寒冬，她的病情就愈加严重，药物已不能奏效，只能保持居室的温度。即使是一场感冒，对林徽因也是致命的。每到秋天，梁思成就要用牛皮纸把林徽因居室的墙壁和天花板全都糊起来，几个火炉也早早地点上。
这年十月，中国建筑学会成立，梁思成被推举为副理事长，林徽因被选为理事。他们二人还兼任了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
1954年6月，林徽因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8月10日，《北京日报》介绍了她的简历。这一年秋天，林徽因的身体实在不能抵御郊外的寒冷，为方便治疗，梁思成在城里租了房子。由于一时尚未就绪，便搬到陈占祥家里去住。不久，林徽因病情恶化，住进了同仁医院。
1955年春节刚过，建工部召开了设计和施工工作会议，各部、局的领导和北京市委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根据近年来各报陆续披露的基本建设中浪费情况，和设计工作中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偏向，进行了激烈地讨论和批判。
这次会上，还组织了一百多篇批判文章，已全部打好了清样。
从此，“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
十多年以后，梁思成在回顾这场批判时，谈了他的困惑和思考。
四十年代末，我在美国考察时，国际上新建筑理论又有了发展，我深感我国在建筑理论上的落后。回国后，我把这些理论贯彻到教学中去。但五十年代初在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批判崇美思想，把这些新建筑理论和我修订的教学计划，统统算在美帝的帐上给批掉了。
我第一次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时感到十分吃惊，因为它仍旧是沿袭巴黎美院学院派的传统教育体制。但是当时正是学习苏联高潮，认为苏联的经验都是先进的，便把它照搬了过来。
当时，我也深感不解，怎么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内容的建筑和我二十年代在宾大所学的那一套完全一样？我自己的解释是：苏联建筑与欧美折衷主义建筑之不同，主要在“内容”上。但是在建筑上“社会主义的内容”和“资本主义的内容”
究竟有何区别，我之所以说不清，是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将来我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时，自然就会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内容了。
我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一提法，感到很受启发。我想我们新中国的建筑也应该是具有“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认为我过去研究的那些古建筑，它们的形式就是“民族形式”，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则我既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也说不清在建筑中哪一部分才算是“内容”。这一直是梗在我心中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使我从心底信服苏联的“民族形式”理论的重要原因，就是莫斯科的美。
那统一考虑的整体，带有民族风格美丽的建筑群，保护完整的古建筑。再和英美城市的杂乱无章相比，使我深刻体会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所以我也就努力学习苏联，提倡“民族形式”——“大屋顶”了。
我承认，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思想影响很深。但是在三十至四十年代我是反对普遍建造“大屋顶”的，为什么到了五十年代，反而积极地提倡搞“大屋顶”呢？我想有两个原因：在客观上受当时“学苏”“一边倒”国策的影响。……主观原因则是由于我从事多年的古建筑研究，对古老的建筑形式有很深的偏爱，认为人们反对大屋顶，是因为他们缺少文化历史修养，有“崇洋”思想。
尽管这场批判只发了十几篇文章就草草收场，但一场又一场的批判会、讨论会，已使他难以支撑。甚至他与林徽因三十年代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那篇文章也成为复古主义的典型，一批再批。而这一切都是无法瞒住与死神做最后角力的林徽因的。
梁思成每次从批判会场回到林徽因的病床边，他们都只是默默地望着，相对无言。
林徽因感觉到，她的生命如下午的日晷，疲惫的影子已经渐渐淡远模糊。
而逝去的一切却随之清晰起来。已经很久不敢再照镜子了，她怕在那块明亮的玻璃上，看到她瘦骨嶙峋的面容和一生跌跌撞撞的路程。那无疑是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
护士进来打针了。
林徽因从住院起，就喜欢上了这个圆脸庞的姑娘。当林徽因被疾病折磨得最痛苦的时候，这个小护士一天天地陪伴着。林徽因的生活起居，她都想得很细密，照顾得一应周全。每次打完针，她总是给林徽因唱一支歌。有时还问：“林阿姨，今天我该给你唱支什么歌呢？”
每次她高兴地听她唱着，有时也随她轻声哼着。
小护士打完针，林徽因说：“今天阿姨为你唱支歌吧，就唱《祝你生日快乐》。”
小护士这才想起今天是她的生日。
同仁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们都知道，他们这里住着一位特殊的病人。她是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是著名的建筑学家和诗人。她的肺病已到晚期，将在这里度过她人生最后的日子。然而她又是个很坚强的人，对医生的每一次治疗，无论多痛苦，都配合得很好。
她是拜伦的崇拜者，床头上总是放着一本《拜伦诗选》，寂寞的时候，医生和护士们常能听到她吟哦那些诗句：世间哪有一种欢乐和它过去的相比，呵，那冥想的晨光已随着感情的枯凋萎靡；并不只是少年面颊的桃红迅速地褪色，还未等青春流逝，那心的花朵便已凋落。
在快乐触礁的时候，有些灵魂浮越过重创，接着会被冲到罪恶的沙滩，纵欲的海洋；他们的航程失去指针，或只是白努力一番，他们残破的小舟再也驶不到指望的岸沿。
于是有如死亡降临，灵魂罩上致命的阴冷，它无感于别人的悲哀，也不敢做自己的梦，一层厚冰冻结在我们泪之泉的泉口上，尽管眼睛还在闪耀，呵，那已是冰霜的寒光。
尽管雄辩的唇舌还闪着机智，欢笑在沸腾，这午夜的春宵再也不能希冀以往的宁静，就好像长春藤的枝叶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