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金山》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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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年，企业家的“年薪制”普遍在全国试行起来。就在这一年，许多新闻机构、执法部门，硬是找到金箔厂，找到何大福“刨根问底”，要查清何大福一年到底“吃了多少鸡蛋”，有没有“偷吃鸡蛋”。亏得何大福及时解决了分配这个大事，一切都在“阳光”下操作，没找出什么“珠丝马迹”来，才免遭这次“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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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坛上的风波（1）
1994年，何大福应江南省委党校第五期县团干部培训班邀请，为他们作了一场“论企业十大改革难题”的专场报告。
何大福在开场白说道：
###理论中关于改革开放有很多英明论断，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改革开放是第二次革命”。之所以称之为“第二次革命”，我个人认为，###清楚地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十分不容易，他预感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习惯势力等各种各样的矛盾将很多。因此，他把改革开放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武装革命相提并论。现在，改革开放这场革命，进入了一个攻坚战阶段，多种多样的矛盾###得比较明显突出，尖锐复杂的各种情况进行激烈交战。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很多改革开放的组织者、宣传者、教育者都感到十分的棘手，感到不太好想，不太好说，也不太好做。
作为我们这些直接参加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者来说，亲自感受、直接运作，确确实实感到中国改革要想做好、想做成功，难度相当大。作为我们企业界来说，改革开放中就有十大难题。通过反复思考，反复推敲，中国全民、集体企业和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着的乡镇企业等都面临着这十大难题。不认识好、不解决好这些难题，企业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丰硕成果。这么多年来，我对这十个方面的难题进行大胆地闯，大胆地创，并且不断在思想观念上提高认识，才使我所领导的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比较好的局面。
那么，中国改革开放中，企业究竟有哪十大难题？
何大福首先抖落出第一个问题：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帽子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企业推向市场。中国企业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必须要走市场经济道路，必须打破计划经济模式，真正按经济规律来办企业。首先面对一个难题，就是中国人普遍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画等号。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今天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由于这个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的企业改革就出现了徘徊、停滞、观望的局面。这些错误的看法和认识，不符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初衷，不符合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重大战略性调整，不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提出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中国改革要向纵深发展，首要的难题要从理性上解决这些认识。
何大福接着挑开第二个问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与政治挂帅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强调政治挂帅，特别是“###”中，政治挂帅被喊得震天响，所有的中国人都害怕戴上一个政治不挂帅的帽子。改革开放中，作为一个企业领导人，重要职责就是走向市场、搞市场经济，按经济规律把企业办好、办活、办强、办大。要这样就必须要把企业的根本目的搞清楚，那就是创造合理的和较好的经济效益，应该以效益为中心。作为国家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企业应以效益为中心。因此，我们所有活动都必须以效益为中心来展开。企业一系列活动都应当是经济运作，都属于经济领域的行为，并不是一动就牵涉到政治挂帅的问题。这个理论问题也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就不敢放大胆去创办好企业。很多人长期以来背着政治挂帅的枷锁，很难有所突破。搞经济的人，在国家地位排在第三第四位，在社会上认为是排后面几位的人才。一句话，在中国搞经济不如搞政治，这个现实问题更加影响企业在经济改革中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不把政治挂帅的帽子从自己头上拿掉、从企业头上拿掉、从思想上改过来是不行的。
讲坛上的风波（2）
何大福越说越关键，一口气又说了其他几个问题，他说：第三是企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一个重大内容是政企分开。将企业从政府的怀抱中抱出来推向市场。以往几十年在计划经济领导下，所有企业都是由政府来包的，资金大部分由政府来投资，产品大部分由政府安排，市场也由政府来控制。现在要将政企责任分开，社会上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个企业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不找市长找市场”，政府官员就有一种失落感，认为你现在目无组织、目无领导，眼里没有政府了。如果我们企业什么事都找政府、都请示政府，遇到棘手问题时政府官员又说：不是叫你们找市场吗？你们怎么又找我们？所以政企难分难解的问题，一直束缚着中国企业的改革。
几十年来，政府官员习惯于什么事都想参与，什么事都要发表意见，什么事都要制定一些管理办法。企业经济制度在改革，政府政治制度没有改革，从而出现政企关系难以处理的棘手矛盾。很多企业也养成了一个事事找政府的坏习惯，认为只有这样做错误犯的少，可以不会影响政企关系，得到政府的庇护，对企业非常有利。当地有一家企业，办垮了办糟了。在追究责任的时候，这个企业领导人抓着一个笔记本说：这个企业是某某领导要求办的，支持办的，叫我们这样办的，这个责任怎能由我们来承担呢？政府难道一点责任没有吗？所以现在一些企业办垮了、办糟了、办倒闭了，所有债务都由政府掏钱，所有人员都要政府安排。所以很多职工就围在政府周围转，坐在政府大门口，要求政府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搞好政企关系是一个重大课题。以往的做法形成，各级政府的负责人就是该级地区企业的总经理，企业只不过是他一个小部门。时至今日他们还是以这样的习惯来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时，仍然是企业在干政府的事，政府在干企业的事，政企难分难解。这个矛盾不解决，企业就根本办不好、办不强、办不上去。
第四是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的标准问题。
由于长期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我们现在往往习惯于把政府干部与企业干部相提并论。有的地方政府干部没办法安排，就顺手往企业一塞。有的企业干部干得好，就把他们调到政府部门当干部。这在计划经济年代也许还行得通，在市场经济、在中国改革纵深发展的时候，这个矛盾和难题就比较棘手。
政府干部和企业干部，应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干部。随意把企业干部调到政府去，把政府干部调到企业去，如果用其所长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慎重。政府干部有政府干部的素质要求，企业干部有企业干部的素质标准。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工作素质不尽相同。企业干部是特殊干部，是特别人才。他必须懂得企业管理，还要懂得一定技术和市场经营知识，不是一般政府官员能够干得起来的。而政府官员也有特殊要求，也不是一般企业干部就能干得来的。企业干部与政府干部，由于在不同领域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他们在社会上表现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企业干部，由于要进行大量的商务活动，他常常出现在各种宴会上，出现在很多娱乐场所，还会出现在很多的宾馆里，用的车子住的房子根据企业情况有所不同。如果纪律检查部门用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