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我其谁:胡适》第1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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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觉得《哈姆雷特：一出没有英雄的悲剧》的结论颇为熟悉，那就是胡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易卜生主义》思想的雏形。胡适的思想里自有他精英主义的部分，虽然他也深信民主制度的功用与价值。但这都是后话。胡适显然相信在人类社会里，大多数都是平凡的芸芸众生，特立独行的英雄乃是少数。这些“英雄”用他在写给梅光迪的一封信里的话来说，是“天生的贵族”（natural　aristocrats），以别于那些命好，生在帝王、将相世家的贵族。这些“天生的贵族”是带领社会进步的要素。可惜胡适这封信现已不存。我们只能从梅光迪的回信推测胡适信中的大意：
来书所主张之实际主义＇写实主义＇，与弟所恃之humanism（姑译之为“人学主义”可乎）似多合处。足下之第一条，迪极赞同。第二条亦无所置议。惟第三条就字面论之，似有不能全然了解处，请再一言之可乎？迪谓今世风行社会学说（social　philosophy），似多分“社会”与“个人”为二物，尤有流弊者，乃在偏重社会方面。有个人作奸犯科，自命为社会改良者，乃归其过于社会，以为社会上某某制度、某某法律若革去，则其社会中份子自可皆归于善。此种改良，以迪观之，乃倒行逆施耳。故今之西方社会上，其改良家愈多，其社会腐败乃愈甚。此非悲观之言，乃实境也。何则？由其个人（社会分子）腐败也。故言“人学主义”者，主张改良社会，在从个人做起，使社会上多有善良个人，其社会自善良矣。孔子之言曰：君子修其身，而后能齐其家，齐其家而后能治其国……欲改良社会，非由个人修其身，其道安由？足下所称之“natural　aristocrats”＇天然贵族＇，即弟之所谓humanists（人学主义家）也。此种人无论何时，只居社会中少数。不过一社会之良否，当视此种人之多寡。＇14＇
梅光迪对许多社会学说——包括胡适——把“社会”与“个人”一分为二的批判是有见地的。然而，他也为成见所囿，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于个人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是个人的腐败。这是传统儒家从修身出发的政治社会哲学的一支，与典型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汇流。用胡适的话来说，就是传统个人主义的观点。从留美到1940年代初期的胡适，一方面想用社会立法来救济传统自由主义的不足与缺失，一方面又要确保少数特立独行的个人不被社会上平庸的大多数所迫害、淹没与埋葬。这种“社会”与“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紧张与矛盾如何取得创造性的均衡，是胡适在他人生不同的阶段、扮演不同的身份、面临不同的事例时，所必须权衡、加持或割舍的。在他留美的后期，胡适着重的是他从易卜生的戏剧所悟出来的特立独行的个人。
＇1＇　胡适致《甲寅》编者，无日期＇1916年秋＇，《胡适全集》，23：8283。请注意，《胡适全集》主编系此信为“约7月左右”，误。胡适在信尾签名：“胡适白自纽约”。胡适是在9月20日搭夜车离开旖色佳的，次晨抵纽约，搬进哥伦比亚大学。换句话说，这封发自纽约的信只有可能是该年秋天写的。
＇2＇“English　Professors　to　Give　Readings，”Cornell　Daily　Sun；　XXXIV。100，February　14，1914，p。8。
＇3＇“Professor　Sampson　On“The　Modern　Drama，”Cornell　Daily　Sun；　XXXIV。24，October　18，1913，p。1。
＇4＇“Professor　Sampson　to　Discuss　Maeterlinck，”Cornell　Daily　Sun；　XXXIV。95，February　9，1914，p。4。
＇5＇“Schiff　to　Introduce　Prof。Ernst　Elster，”Cornell　Daily　Sun；　XXXIV。95，February　9，1914，p。1；“Hauptmann　a　Leader　of　Naturalist　School，”Cornell　Daily　Sun；　XXXIV。136，March　28，1914，p。2。
＇6＇《胡适日记全集》，1：427428。
＇7＇《胡适日记全集》，1：410。
＇8＇《胡适日记全集》，1：409。
＇9＇《胡适日记全集》，1：409410。
＇10＇《胡适日记全集》，1：411412。
＇11＇《胡适日记全集》，1：430。
＇12＇《胡适日记全集》，1：569570。
＇13＇　Suh　Hu＇Hu　Shi＇，“Hamlet：A　Tragedy　without　A　Hero。”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档案”编号：E592。
＇14＇　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12月28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33：464465。
易卜生
在所有可能已经遗失的胡适的文件里，最可惜的大概就是英文版《易卜生主义》了。根据胡适自己的回忆：“《易卜生主义》一篇写的最早，最初的英文稿是民国三年＇1914＇在康奈尔大学哲学会宣读的，中文稿是民国七年＇1918＇写的。”＇1＇我们知道胡适在世的时候，手头一直存有这篇英文稿。比如说，他在1931年1月15日的日记里说：“到英美烟公司，把十六年前做的《易卜生主义》英文原稿交A。T。Henckendorff＇亨肯朵夫＇带给他的夫人看。”＇2＇同月18日的日记：“在A。T。Henckendorff家吃饭，与他们夫妇畅谈。其夫人最表同情于我的《易卜生主义》一文。”＇3＇又，同月23日的日记：“在＇沈＇昆三家吃饭。他说：Mr。A。T。Henckendorff说挪威公使要把我的《易卜生主义》打二份，送入Ibsenianan＇Ibseniana，易卜生汇辑＇中去。我说可以。”＇4＇可惜，现存北京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没有这篇文章，康乃尔大学的档案馆也没有，挪威的“易卜生中心”也没有。
胡适1914年写的《易卜生主义》英文稿的遗失特别可惜，在于我们不能用他在1918年写的中文稿来还原他四年前所写的英文稿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这四年之间，是胡适思想变化的一个关键期。他在1914年写《易卜生主义》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实验主义。1918年写中文稿的时候，他已经写完了《先秦名学史》的博士论文。我在第五章已经分析了，他在《先秦名学史》里对实验主义有诸多附会、误解的地方。我认为回到中国以后的胡适，因为下了工夫，开始对实验主义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他在撰写《易卜生主义》的中文稿之前，至少重温了易卜生的一出剧本，还跟朋友谈了易卜生。我们知道他在1917年12月11日重读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他在《老鸦》一诗的序里说：“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重读易卜生《国民公敌》戏本，欲作一诗题之。是夜梦中做一诗，醒时乃并其题而忘之。出门见空中鸽子，始忆梦中诗为《咏鸽与鸦》，然终不能举其词。因为补作成二章。”＇5＇年2月10日，他在陶孟和家谈易卜生。他在《新青年》四卷三号上发表的《除夕》一诗，描写他除夕在陶孟和家吃年夜饭。问谈些什么事？他说“像是谈易卜生和白里欧（Ibsen　and　Brieux），这本戏和那本戏”。＇6＇他的《易卜生主义》的中文稿是在该年6月四卷六号《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发表的。换句话说，如果能找到胡适在1914年写的《易卜生主义》的英文稿，我们必须把他在1918年写的中文稿放在他回国以后的思想脉络里来分析。
所幸的是，有关胡适在留美时期对易卜生的了解，我们并不是完全一无所知的。胡适在1921年5月19日的日记里说：“他＇散蒲生（M。W。Sampson）教授＇的话，我深信不疑。因为我第一次做成一篇《易卜生主义》时，我拿去请教他，我并不是他的学生，而且我们已做了一年多的朋友，他竟全不客气，说我不应该强作‘什么主义’、‘什么主义’的分别；他替我改了好几处，直到后半篇，他才说一两句赞辞。这种态度，使我敬畏。”＇7＇
胡适会把他写的《易卜生主义》拿去向散蒲生教授请教是很自然的事。我在上文提过散蒲生教授在1914年的春季班跟另外一位英语系的教授合开了一门诗歌与现代戏剧的课。胡适在留美时期不是在课堂上接触到易卜生的。他第一次认识易卜生可能是在1912年的春天。那年的春季班，康乃尔大学的“理学会”举办了两次“易卜生的伦理”（The　Ethics　of　Ib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