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第37章

比赛何时开始一头雾水。在比赛日当天的午饭时间，法院才下达强制令，将比赛时间更改为晚上9点进行。那些到场观战的球迷在暴雨中见证了科林蒂安艰难地以0比0的比分战平对手，并最终问鼎冠军。
1987年，巴西全国性锦标赛的平均上座人数超过了2万人，而到了20世纪末场平均观众数下滑至1万人。对于大部分球迷而言令人恼火的是，巴西环球电视台迎合了少数豪门俱乐部的利益，不管是以何种形式，这让他们相比小球队获得更多的观众以及更称心的上座率。电视台就好比败落的家业中缺位的地主：它在巴西足坛的头顶上撑起了屋檐，但却将它的价值白白浪费。
俱乐部陷入这种财政困境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一大笔资金的凭空消失。2001年，参议院对巴西足坛发起了调查，这让此前的十年间已司空见惯的种种事情变得清晰明了。圣保罗足协主席爱德华多·何塞·法拉被要求对一大笔资金从机构账户转入他的私人账户这一事件做出解释。不管用来支付什么费用，这笔经费并未出现在他所得税的报表中。曾于1994年起担任5年桑托斯主席的萨米尔·豪尔赫·阿卜杜勒哈克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他无法解释3000万雷亚尔在自己任职期间从俱乐部的账户中消失之事。曾在1999年和2002年连任弗拉门戈主席的埃德蒙多·多斯桑托斯·席尔瓦在谈及俱乐部转会交易细节方面完全是一头雾水。他出于某种原因将弗拉门戈在开曼群岛上拥有境外银行账户一事抛诸脑后，他本应向巴西银行申报这个账户的存在，然而巴西银行却并不知晓。瓦斯科达伽马俱乐部的性格好斗的主席、同时也是自创党派的代表人米兰达始终无法理解，为什么委员会对其如何获得在佛罗里达州的资产及豪华游艇一事感兴趣，尽管他在瓦斯科达伽马并没有拿薪水，在其他任何地方也没有收入。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生意吗？“法庭必须明白的是，”米兰达对他们说，“最出色的巴西人都有自己的法则。”
来自海外的投资者并不理会所有的已知原因，并被说服将资金投入豪门俱乐部，他们后来才发觉这是一桩不平衡的交易。意大利乳业公司帕玛拉特曾于1999年至2001年间投资了帕尔梅拉斯；全球体育经销公司ISL投资了弗拉门戈和格雷米奥；美国风险投资公司Hick，Muse，Tate　&　Furst买下了科林蒂安与克鲁塞罗的股份；而美国银行则错误地投资了瓦斯科达伽马。两年内，所有的这些交易都宣告中止。帕玛拉特因意大利总部原因而破产，而其余公司的资金则被用光，血本无归。ISL投了13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改进弗拉门戈陈旧的训练设施，然而这笔资金花完后，加维亚球场仍旧爬满了蟑螂，球场上四处都是猫屎。
或许巴西足球管制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在对顶级俱乐部降级的态度上。1996年弗卢米嫩塞降级，但通过转台（virada　de　mesa）他们保住了自己在顶级联赛的位置——规则突然被改变，向着有利于豪门而损害弱小球队利益的方向改变。顶级联赛无缘无故地进行扩军，增加了4支球队。这种操控方式只是在拖延时间，该发生的情况终将出现，因为大俱乐部一直在输球。巴西足协引入了两年平均积分制来计算降级区，这让大俱乐部享受了奢侈的待遇，就算有一个赛季表现不好也无碍。然而1999年博塔福戈和国际俱乐部却仍然从全国性的竞标赛中降级。巴西足协在赛季结束后做出决定来挽救他们，为他们对阵圣保罗的比赛额外进行加分，原因是圣保罗在对阵博塔福戈和国际的比赛中派上了不具备出场资格的球员。有趣的是，在这位“非法球员”参加的12场比赛中，仅仅只有这两队得到了加分，而圣保罗并没有被扣分，而通常情况下出现这种违规行为的一方会被扣除5分。这种复杂的运算方法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博塔福戈和国际双双保级，而地方小球队伽马将遭遇降级。伽马及其议员将巴西足协告上了法庭，法庭做出裁决让伽马留在顶级联赛，而博塔福戈降级。巴西足协以能摧毁一切的政策回应。他们废除了锦标赛，将操作权交给了顶级球会联盟，而法庭的裁决仅仅适用于该锦标赛。他们转而建立了规模宏大的若奥·阿维兰热杯赛，116支球队参与角逐，几乎囊括了除伽马队外巴西足坛的每一支职业联赛球队。伽马又将他们告上了法庭，法庭裁定这种将伽马驱逐出新锦标赛的行为是违法的，杯赛随后成了117支球队参与的赛事。
即使从巴西的标准来看，这样的局面也十分混乱。一些球队一个月只踢一场比赛，而另一些球队一周之内有4场比赛要踢；三分之一的比赛需要重新安排时间。而此时已沦为第三级别联赛球队的弗卢米嫩塞奇迹般地重返顶级联赛。
对足球权力机构改革的需求在科洛尔和卡多佐任职期间得到了执行。1990年科洛尔总统指派济科担任体育部部长，济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为巴西足球俱乐部的法律地位带来些许秩序；消除国家对各种体育竞技机构的直接干预；废除有弊端的球员注册系统。1993年国会通过了《济科法》，并未遇到多少阻挠，但随后它也并未对体制做出多少修补。
1998年卡多佐总统针对足球权力机制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派贝利担任体育部特派部长。贝利在体育部供职4年，起草了一系列的法规，这些法规做出了两个重要的改变：首先，足球俱乐部将转变为私人所有的有限公司，将他们及其银行账户从完全不透明的合法慈善和社会俱乐部领域中分离出去；其次是对球员合同的含糊领域进行改革。但即使是如此细微的改革项目也引起了巴西足协的强烈的关注，足协重新修改了规定，迫使整个法案被废止。这种局面在媒体界引起骚动，足球权力机构已沦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笑料，尽管如此，这已是改革能走得最远的一步了。然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在巴西后独裁时代的民主制度下，人民群众的意见即使能够成形与公开地表达出来，也显得无足轻重。里约足协那个时期的主席爱德华多·维亚纳代表了巴西足球组织的普遍观点，他说道：“我痛恨群众的观点。人民群众被机枪扫射都与我无关。我是来自工厂厂长和上流社会的子弟，我是右翼分子。”（10）而在当时，他们均在社会中各行其职。
Ⅲ
在独裁制度下，足球发展成为了上流社会与大众阶层的组成部分，而在民主时代，足球却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对于一些艺术家而言，被军方接管的足球以及与他们勾结所建立起的机构玷污了足球运动。更重要的是，足球摒弃了华丽与表演成分，转而追求胜利，这让巴西人在世界杯上赢球次数变多，但构建神话和英雄的素材却变少了。在20世纪90年代，没有一位诗人或作家拥有与安德拉德或林斯·多·里果比肩的才华，可肩负记录足球史的任务，而足球运动也没有再出现在新一代作家的诗作与故事情节中。那个时期的杰出的足球记者胡卡·卡夫里之所以出名，是由于他对足球权力机关诚信度与能力的无情抨击，而非凭空想象出的足球带来的胜利。在视觉艺术领域，20世纪60年代足球与流行艺术的偶然结合是不可复制的，而且足球也没能成为一个有用的载体，来构建他们的装置，进行他们的表演。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巨幅街头艺术场景中包含了来自足球的奇特内容和图像，但这些也仅仅只是巴西地下通道、桥梁与墙壁上成千上万个符号、标志和影像中的一小部分。现如今，足球被巴西艺术圈赋予了更多认同感，留给了天真或外行的艺术家的想象空间，这些艺术家仍在将足球比赛描画成梦境般的色彩炫丽的卡通形象。
经济也从中起到了影响。当时严峻的经济条件挤压了图书、电影和音乐的市场。而巴西电影产业或许是受这些经济状况影响最严重的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政府津贴的回撤和来自好莱坞的竞争减少了它的产量，仅剩下一小部分的当地喜剧和国内色情作品。当然，在当时并没有一部值得关注的足球电影。事实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也没有制作出足球电影。仅仅到了90年代的最后几年，足球电影产业才开始繁荣起来。两部在其他成功的电影中脱颖而出的足球电影，均是在1990年上映。它们作为流行和成功的影视作品脱颖而出，成了巴西对足球态度转变的风向标。
由乌果·吉奥盖蒂执导的《足球，从前有一天》（Boleiros–Era　Uma　Vez　o　Futebol）故事发生在圣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