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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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百分之百是董胖子策划的。接完刘总电话后，我冷汗直流，心中飞快地转着念头，把事情前前后后地想了一遍，终于明白了董胖子订货会时为什么非要去重庆，还找我要前两年的经销合同；也明白了刘总突然冷淡下来的原因，我几乎能想象得出他们是怎样密谋策划，把坑挖好，然后躲在旁边，等我一步步地接近、再接近，最后扑通一声掉进去。这群狗——日——的！我在心里怒骂，同时痛恨自己的糊涂，我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这个时候给老赖打电话，如果不是姓刘的恰好在旁边，我完全可以耍赖，反正一切都是口头协议，一点字据都没留下，公司再怎么起疑，也不至于公然把我开除。但是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大三那年，因为著名的黄色录像事件，我差一点被学校开除。那是我生活中的第一次危机，事件发生后，我对李良说，如果我真的被开除了，我一定不回成都，而是躺在某一段冰冷的铁轨上，就象我们无比景仰的偶像，那个死亡成就的英雄，海子。　
90年代初期，是大学生经商最为疯狂的年代，到处都在讨论卖茶叶蛋的应不应该比造导弹的赚钱多，大学生们好象一夜之间被尿憋醒了，纷纷抛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述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重任，把脑袋削尖，争先恐后、气急败坏地往钱眼里钻，那个时候，谁要是说自己没当过小贩，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我们学校的商潮也颇为壮观，食堂门口糊满各种变态的广告，卖书的、组织家教的、联系直销的，用的词也是花里胡哨，无奇不有；宿舍楼下的小摊排出几里长，一天到晚闹哄哄的，比外面的菜市场都鲜活生猛。每个人都是一个贸易公司，我们宿舍的门一天要被敲开八十次，卖衬衫袜子的，卖方便面榨菜的，卖梳子镜子化妆品的，甚至还有上门推销避孕套的。学校当局顺应天时人心，组织学生搞模拟股票市场、模拟期货市场，人潮涌动，跟赶集一样。那个年代到处流传着一夜暴富的假新闻，说师大有个学生倒钢材赚了几千万，天天开着林肯上学；说民院某个部落酋长的女儿，投了20万炒期货，不到一年就翻成一个亿，现在正准备制作大片……我也不甘人后，先后开过啤酒屋、租书店、台球厅，摆摊卖过白沟的服装、廊坊的书架，到大三下学期，终于如愿以偿地承包了我们学校的录像厅。　
我那时候有句名言：钱是赚出来的，不是攒出来的。所以尽管我做了那么多生意，到最后还是口袋空空———我的利润全变成啤酒了。承包录像厅倒是个好买卖，英语系的楚江潮包了三个月，肥得撒尿都带油花，一日三餐都在校外馆子里吃。我当时的要求也不高，只要能偶尔给赵悦买件衣服，隔三差五请朋友们撮一顿就行了。　
我承包了整整一学期，狠赚了一些钱，但最后还是全部搭进去了。　
开始的时候生意不算好，每天只有五、六十个人来看，票房收入严重不抵承包费。我急了，到处搜罗大片，《魂断蓝桥》、《侏罗纪公园》、《沉默的羔羊》、周润发的英雄系列，周星驰的搞笑系列……，海报贴得铺天盖地。每周六搞一次《经典回眸》，来通宵的，放的全是小时候记忆深刻的电视剧，《上海滩》、《射雕英雄传》、《霍元甲》、《陈真》，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最厉害的一天光门票就卖出去四百多张，再加上卖汽水、瓜子、面包、香烟什么的，总收入超过1200元，嘴都笑歪了。94年7月2日，放暑假了，我正打算停业整顿，跟赵悦回东北过个富裕的假期。这时体育系的郝峰找上我，给我三张黄色光碟，《查特莱夫人的情人》、《我为卿狂》、《玉蒲团》，跟我打拱作揖了半天，央求我务必要放给他们看看，还说票价任我定。我心软了一下，想作了这么久也没人来检查过，估计不会出什么乱子，不如顺水推舟作个人情，也省得体育棒子们老给我捣乱。没想到这厮一下子找来三十多条大汉，我当时就慌了，说人太多了，不安全，一定不能放。郝峰鼓动三十多条大汉同时向我敬礼，马屁一筐一筐地拍过来，把我说得英雄侠义、威名赫赫、远胜关老爷，我一时没把持住，豪气干云地挥了挥手：“放！天塌下来我顶着！”　
有位诗人说，生活是一条河。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平静的河面下，随时都可能遇到险滩和暗流，一个小小的疏忽都会导致船翻人亡。七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那天没有冲动，就不会背上留校查看的处分，最后连学位都拿不到；如果不是因为没有学位，我就不会进不了省委宣传部，别别扭扭地去现在这家公司；如果不进这家公司，我现在就不会象条丧家之犬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在西门车站肮脏杂乱的空气里，眼前黯淡无光，脸上惶恐不安，内心郁闷欲死。　
七年前的那个夏夜，叶子楣和徐锦江在浴缸里一场大战，三十多个家伙看得口水长流、下巴纷纷脱落。我手里捏着他们交来的二百多元，裂开嘴无声地大笑，心想这时候就是有一头母猪，他们肯定也会奋勇向前，精尽人亡。正美着呢，突然大门被咣啷一声踹开，灯光大亮，保卫处唐处长猛纠纠地直奔我而来，他身后跟着几个保安，瞪眼拧眉，象搜山的国民党匪兵。整个场子瞬间乱成一乱，急促杂乱的脚步声、哐啷啷的坐椅掀动声、嗡嗡蜂鸣的说话声，乱得一塌糊涂。有两个家伙见机不妙，想跳窗而去，被老唐一声大吼震住：“一个都不能放走！打电话通知他们系主任来领人！你，”他指着我的鼻子，“马上跟我去保卫处！”　
1994年7月2日，我的心情就跟七年后刚听完刘总电话一样，觉得整个世界都塌了。郝峰凑过来跟我道歉，我一把将他推开，跟着老唐跌跌撞撞地往外走，刚一出门就支持不住了，一下子靠在墙上，四肢无力，象牛一般直喘粗气。　
我那次真的作好了死的准备。我哭着对我们系主任发誓，说如果学校开除我，我就从16层教学大楼上跳下来，吓得小老头脸如金纸，到学生处拼命地替我说好话。我还把自己几个月来的利润全都取出来，大约有一万元，到学生处、保卫处、校办到处打点，还给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送了个大大的红包，他开始时一脸神圣，拒我于防盗门之外，还痛斥我的无耻钻营，在我再三纠缠、发誓保密之后，他终于讪讪地收下，然后一脸神圣地说行了，不会开除你了，回去吧。　
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世上没有金钱赎买不了的罪恶，也没有永不生锈的的纯洁。李良听说此事后大为愤慨，声称要写信检举，我大喝一声：“你龟儿子这不是害我吗？！”他恨恨而去，胸中颇有不平，赋诗道：　
即使永不被宽恕　
我也要在地狱里大声呼喊：　
上帝我的罪恶　
源于你神圣的法衣　
那时的我们还很单纯，谁都没去想这事的来龙去脉。直到三年后，我的旧情人，绰号黑牡丹的体育老师结婚时，我才恍然大悟。和赵悦好上后，我还和黑牡丹不清不楚了一个多月，这种脚踩两只船的无耻行径让她十分愤怒，经常骂我禽兽不如、卑鄙下流、生孩子没有屁眼。她是那种毛孔粗大、心眼细小的女人，脱了衣服一身是毛，穿上衣服满身是刺。有一天快熄灯了，她把我叫到楼下，气势汹汹地让我给个说法，“你到是要她还是要我？”我支吾了半天，终于鼓起勇气，羞嗒嗒地说我还是跟赵悦更有感觉。黑牡丹一下子把手举得天高，看样子很想揍我，我闭上眼，运气于脸，准备接受她的雷霆一击，过了半天也没动静，我再睁开眼时，发现她已经转过楼口，肩膀一耸一耸地，在月光下跑得飞快。　
她的新郎，那个叫姚志强的内蒙大汉，那夜就坐在我的录像厅里，也是仅有的没被处分的两个人之一。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文殊院的和尚说：祸福本无根，脚上的泡是你自己走出来的，眼前的山也都是你自己造出来的。站在西门车站喧嚣的空气中，我想，你这该死的陈重，究竟给自己造了多少座山啊。　
我的成都，这个象手掌一样熟悉的城市，充满了危险的、动荡的、不确定的因素。它永远都在打墙拆楼，永远都在挖坑修路，永远都有票贩子和拉客的过来骚扰。我提着一个轻飘飘的纸袋，慢慢从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