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48章

我在邵子昂们的恶作剧之后，有意地避开了与所有女知青的单独接触，甚至有好几次晚上开会回来，想到食堂记日记看书，只要看到有女知青在那里，我就会找个借口离开。
知青班子开会欢送我，张春芳就问了我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开始，大家回忆了过去的一些工作，想起一些有意思的事，都笑了起来。
我谈起了以前的知青点负责人施卫疆、短暂过渡的邵子昂，谈起了很多知青对集体的付出。
只有张春芳对我提了意见：“你在男知青中展开活动很多，为什么在女知青中活动就少？你以前与女知青还有点接触，后来怎么越来越少了呢？”
我一下子无言以答，想了想，还是幽默一下吧：“因为我们长大了。”
大家大笑。
很多家长，在男女孩子发育成熟后，就开始约束他（她）们之间的交往。我只不过是自己约束自己罢了。
我突然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什么时候你能和反对你的人成为朋友了，那你就成熟了。”
我想老天爷应该还有另一句话：“什么时候你能和异性成为朋友了，那你就成熟了。”
那时，我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因为我不善于与异**往。
好多年后，我重新回到生产队，才在上海慰问团的催促下，开始谈起恋爱，并在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后终成正果。这与很多知青直到大返城时还没有爱情的经历比起来，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不过，这些故事要到我的下半部《边境插队手记》中才会出现。
队委会也开了一个欢送会，起先很严肃，又是讲优点又是提希望的。
欢送会结束时，王队长宣布：“趁临时食堂还没撤，队里杀一头猪，大家一起为他送行吧！”
从下乡直到后来的大返城，我是唯一赶巧，能享受到“杀猪饯行”待遇的知青。
肖明在那个热闹的晚上，还放起了鞭炮。老乡和知青唱歌的、朗诵诗的，一个接一个。
我真的受宠若惊。
酒后，我久久地佇立在知青点的院落里。
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满地银冰，但我却忘记了这些，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张张生动的脸和一段段生动的往事。
我所在的生产队，知青占到一线劳力的大多数，经过几年的煅炼后，现在已经成了生产主力。
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插队的经历，哪怕是再激进的知青，也已经过了最初的兴奋期，面对生存的现实，拿掉了套在双眼上的万花筒，去掉了“斗私”的紧箍咒，开始了正常人的思维：何时才能与亲人团聚？什么才是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没有希望完成学业和事业？……
尽管有人上学、参军、招工、转点……似乎改变了命运，就像我一样。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最终总会或多或少留下一些遗憾。
只有这依然还留在偏远乡村和边境上的群体，与大都市还在如火如荼的运动渐行渐远，他们就像被抛在茫茫沙漠中，有迷惑，有哭泣，有怨恨，但却一路走着，一路从沙漠里捡起金子在珍藏。
朦胧的夜色中，清真寺的轮廓清晰，而镰刀似的月亮，紧紧地钩着边上我们盖的女知青的新房子、钩着我们刚刚竖起的男知青的房架子。
我在孤寂的月亮下释然一笑，无论上一代人构成了什么样的社会现状，热爱生活，追求美好，永远都是下一代年轻人的天性。
（上半部完，下半部待续　2013年2月4日，上海）
下半部
184、全删了只留一字总可以了吧　＇本章字数：12　最新更新时间：20131126　20：06：16。0＇
无，总该符合你要求了吧？
101、毕业待命　＇本章字数：1714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0　22：36：52。0＇
一年半后……
我从黑河师范毕业，在县里参加文教科的毕业生分配学习班。
五十多名来自各个学校的毕业生，两天后，只留下三名待分配，其余都分到农村各中小学去了。
留下待分配的三人中，一个是齐师院的，其父曾任过地委委员；一位是哈师院的，其父是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就是我。
我一报到就交了一份回生产队的书面申请。
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可能性不大。
科里让我们三个先分头跟着领导下农村搞教育调查。
刘科长带着我去了四加子、西岗子、爱辉三个公社。
到爱辉时，我特地把刘科长请到知青点来，听听知青对我要回生产队的反映是什么。
从知青点出来，刘科长对我说：“我理解你了。”
回到县里，我写好农村教育的调查报告，交给刘科长。第二天一早，他对我说：“写得很好，我想过两天再让你跟搞业余教育的何老师出去一下。你已经跑了爱辉、西岗子、四加子三个公社，这一次再去上马厂、张地营子两个公社，那么就跑了我们县70％的地方了，对你了解全面情况很有好处。”
什么时候跟何老师走，具体时间没定，下午没事，科里让我抄一份材料。
边上有两个工作人员正在整理这次报考大学的知青名单，口里不断念着：“某某大学，某某中专……”
大概是整理得累了，他们停下来说了几句闲话：“你看，就我们的手，这么一划拉，就能定下来谁上大学，谁上中专，谁回上海，谁在黑河。这轻轻一点，就让他们有了天壤之别！”
“什么天壤之别？我看有些上大学的水平还不如上中专的！”另一个搭话，说完还看了看我。
我和他对了一下眼，淡淡地一笑。
自从1973年“张铁生白卷”事件后，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不再进行文化考试，官员走后门的现象开始出现，这让文教科的工作人员颇有微词。
我抄完材料，正觉得无聊，忽听高朗、肖明、云龙等几个知青叫着我的名字上楼来找。
他们住在县教育科大楼对面的车马店里，这是县城里最廉价的旅馆，农村人来县里都夜宿于此。
几个人一放下行李，就来县教育科找我。听他们喉咙声很大，怕影响别人，我赶紧把他们引到我住的房间里。
见我一个人住一间房，肖明一边说“灵格么！”一边问我一月工资有多少？然后又把县里所有的饭店都臭骂了一顿，因为他们今天在街里没吃着肉。
等他们安静下来，我才问清楚，他们是来送高朗回上海的。
与***出山的同时，中央对“一片红”的做法有了些许松动，出现了一些“人性化”的苗子。
首先，上海来的插队干部都回沪了。现在来的干部叫“慰问团”，而且讲好是临时工作，有年限的，不再像当年的插队干部那样要参加劳动，与知青同吃同住了。
原来只有兵团和农场知青才能享受的探亲政策，现在插队知青也能享受了。
所有插队知青都发了一张探亲证，每两年享受一次路费报销。
手续是这样的，先由队委批准同意回上海探亲并开出介绍信；知青拿着这张介绍信到公社，如果公社也同意就再开一份介绍信；然后拿着这两份介绍信到县知青办去领取火车票。
从上海回来的跟费先由知青自己垫付，回来后在五天内去县知青办报销，如超过五天就算作废。
另外，每个探亲者有100斤全国粮票，假期是3个月。
1973年和1974年，中央又连续下来两个政策：独生子女和特困家庭可以回城。
而在这之前，最早离开边境的知青，是一些当官的子女，用的是军队内部征兵的方式。蟹有蟹路，虾有虾路，一部分知青利用老家的关系开始向南方农村转点。什么关系也没有的，就只好继续在边境“留守”。
截止到1974年6月，我们这个知青点的53名知青，除了死亡1个，结婚嫁到外队1个，推荐上学3个，征兵1个，招工1个；内部征兵2个，自行转点6个，独生子女1个，特困家庭1个，共计走了17个，还剩下来36个知青。
以上走的人中，高朗是最后一个。
他属于特困家庭：母亲在西部三线支内，上海只有父亲一人带着两个身有残疾的妹妹。
高朗多才多艺，歌唱得好，笛子吹得好，字也写得好，但他为人低调，做事认真，从不抱怨。下乡四年多一直做食堂后勤，喂了四年多的猪，挑了四年多的水。
第二天一早，在送行知青的羡慕中，他用一双裂缝中嵌满了黑泥而无法洗净的手，提着行李登上了回长途汽车。
回头跟大家挥手告别时，他一脸的幸福。
从客运站出来，肖明、云龙等问我：什么时候回队里？
我说，正在启动。
我希望我的回归，多少能让部分插兄们在目睹身边战友一个个离去的凄凉中，得到一点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