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49章

从客运站出来，肖明、云龙等问我：什么时候回队里？
我说，正在启动。
我希望我的回归，多少能让部分插兄们在目睹身边战友一个个离去的凄凉中，得到一点快乐。
102、兑现承诺　＇本章字数：1651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1　23：09：17。0＇
我提笔在一本新的日记本上写下了第一行字。
扉页上知青的名字引起我一道道回想，仿佛飘起了一条欢乐和鲜艳的彩带，彩带上翻飞着一幅幅画卷：
有雷雨闪电，有雨后长虹，有夜读灯火，有晨起挑水，有激怒，有欢笑，有严肃，有可笑，有对膝谈心，有无情批评，有和蔼可亲，有争吵戏闹……
有这样一条彩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让我这个当年的知青点负责人回忆起来总觉得有很多遗憾。
当初为他们所做得太少，如今对他们思念得太多。
曾有人见我每逢五一国庆暑假甚至有时周日都要回爱辉知青点，和我开玩笑，问我在爱辉是不是有女朋友？
我在爱辉是有朋友，但不是什么女朋友。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很神秘，觉得我深藏不露，以至于在黑河师范一年半的时间里，我能够过着没有情感纷扰而全心全意读书的日子。
这种误解成全了我的学习，各项学习成绩都不错，还当上了校学生会学习部长。毕业时学校对我的去向还进行了讨论。
但我喜欢知青点的生活，重回生产队是上学前的承诺，现在要兑现了。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选择的历史。
从我懂事的那天起，就不断地听到“完成！完成！……”、“开始！开始！……”
似乎一切都有头有尾，但又无头无尾。
每一次都在开始中结束，又从结束中开始。
谁也得不到老天的恩赐和优待，能够让纪元从他开始，能够让世界以他为终结。
我的历史也应该是这样，在不断地完成中，又不断地开始，似乎是重复，实际是新生，从而永远不停地前进。
我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够完成心中理想的大学教育。
黑河师范有一位张老师，是东北大学毕业的，那天他和我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
我问张老师：“一个人应该完成的最基本学业是什么？”
张老师笑而不答，沉默了许久，他说：“大学本科。”
还有一位王老师，是教古文的，那天他抖着手中的古文说：“这东西非得我讲不行，你们讲不了。”
我问王老师：“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超过老师？”
王老师有点生气，迅速地回答：“我讲的东西，你们能理解十分之一就算不错了，你们别好高骛远，你们就是再学也赶不上我的水平。”
我自己对中专的学历也没当回事。
三个留在文教科的毕业生，却偏偏留下了我一个中专生，那两个大学生已经分配到县里的中学当老师去了。
县文教科不同意我回生产队，把我分配在科里搞业余教育。
刘科长对我说，作为分配就这么定了，但你的申请我们也交到了县委，最后听县委的吧。
原来以为回生产队是十拿九稳的事，现在很有点“黄”的危险。
我又在县文教科待了两个月，等上面的回音。
这期间看了一些书：《希思首相》、《约翰逊回忆录》、《白轮船》、《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第三帝国的覆灭》等书。
同时，在来来回回去往各个乡镇之间时，还认识了几个人。
一个是在从爱辉到黑河的船上，碰见的上海医疗队女护士。她是川沙县城人，68届初中生，下乡两年后，被抽调到市六医院学护士，毕业后到黑龙江巡回医疗。
她看上去很腼腆，实际却很健谈。她告诉我，今年（74年）五月上海发生反革命暴动；还有其它上海的新闻：当上海判处一批死刑犯时，竟然有200多人要抢劫囚车……
她最后说：上海真的老烦的，我喜欢出来巡回医疗，外头山清水秀老安静的。
在张地营子旅馆里，碰到一个北京来出差的干部子弟，十分忧国忧民。他谈到干部子女的两极分化：一种是口称“子承父志”，靠父母功劳走后门，钻营进政府机关，野心勃勃地实行个人奋斗的。一种是热爱工农，深入基层，靠自己的一双手改天换地的。
看看时间已经半夜12点了，他赶紧煞车，说：这个社会以后到底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呀。
我想我既没有享受安静的福分和超脱，也没有思虑深远的忧愁和大志。
我只是在不能完成大学学业的无奈下，回到了下乡前最初的梦：当一个农民作家。
这总比什么也不是的庸庸碌碌地度过一生要好。
终于，在国庆前，刘科长正式通知我：“县委通过讨论，根据1974年工农兵学员招生提纲上对学生去向有‘或上山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条，所以，回生产队也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已经同意你的要求。”
县文教科搞了一个欢送仪式。刘科长说：“不管怎么说，在这里拿过三个月的工资，就算是从这里回爱辉的了。”
但从心里说，算哪里回去的，对我来说还重要吗？
103、转点争论　＇本章字数：185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12　21：10：28。0＇
1974年10月8日，我回到了知青点。
就在当天晚上，知青点食堂里还发生了一场争论。
争论是从仲志红回南方老家转点插队的事引起的。
王雄涛说：“说老实话，她这样走就等于逃。”
王晓晗一听非常气，就问他：“逃的性质是什么？”
王雄涛一时语塞，就说：“别人怎么能呆下去，她怎么就呆不下去了？”
王晓晗说：“你没有了解就没有发言权，她是有正常手续，经过各层批准才走的，怎么能和‘逃’联系来呢？”
王雄涛今年初当了生产队队长，领导的面子上下不来，说了一句：“不和你说了，跟你这样的人说不通。”气呼呼地走了。
王晓晗追着他的背影说：“说得通说不通要看你说的什么理，你想用歪理把人家说通是不可能的。你想用职权来压服人家更是办不到的！”
食堂里一屋子人都笑了，觉得是不该用“逃”字去说转点离开的知青。
我转移话题，对蔡景行、昊宇说：“吃好饭一起拉小提琴怎么样？”
两年前，蔡景行开始学拉小提琴，我和昊宇也各自买了一把小提琴跟在蔡景行后面凑热闹。离开生产队的一年多里，三个人还没有机会合奏过。
三把小提琴，尽管演奏水平不怎么样，但毕竟也是音乐，回响在知青点的院子里，一番热闹。
热闹之余，我们坐在那里闲聊，从他们的话语中却听出几分惆怅。
1974年，随着上海插队干部的撤退，知青下乡也进入转折。就拿我们队知青点来说，已经走了三分之一的人，大家在经历了最初的满腔热情并且成了生产队的劳动主力后，开始进入一场痛苦的反思：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里？
走和留，是现在知青议论最多的话题。
今年，在我回队之前，生产队有一个上大学的名额，队里推荐三个知青，但其中两个年轻的被大队剔除了，理由是照顾年纪大的。
年纪大，竟然成了推荐上大学的理由。
有人不服气，于是大队干部就问他是怎么对待革命前途和理想的？想不想在农村扎根？这甚至可能成为以后不再推荐他去上大学的理由。
所以，一提扎根的事，就弄得好多人很为难。
有人问李晶霞：“你有没有扎根农村的准备？”
她说：“有。”
再问：“你明年去报考大学吗？”
她回答：“不去。”
又问：“你后年去不去报考？”
她默然，然后不耐烦地说：“现在还不到后年呢！”
我对她说：“不是非要说自己‘决心扎根’这些话的。如果想报考大学，就应该说清楚，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但是想想，生产队每年除了一两个上学的名额，还有一两个招工名额，谁也不知道会不会轮到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彼此多少有一些竞争和戒备。
昊宇说：“僧多粥少，照这样下去，总有人会永远留在农村的。”
大家又议论起前不久刚结婚的程岚。
程岚是与我们一起在1970年下乡的女知青，8月份与邻队的一个上海男知青举办了婚礼，这是我们大队里第一个结婚的知青。
程岚才21岁，结婚好像早了点，但符合婚姻法定年龄。听说有些兵团农场的快到三十岁了也没结婚，孩子倒有了。
蔡景行说：“对她来说，上学招工都没有希望，转点南方又没关系，恋爱结婚过日子倒也干脆。”
我问起国明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