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54章

这天早上，我正在生产队场院分工，老贾一脸高兴地跑来对我说：“下……下了！”
“几只？”我问。
“一……一只！母……母……母的！”老贾讲话本来就结巴，一高兴更结巴了。
我赶紧把工派完，跟老贾去了他家。
母羊已经站起来，小羊刚吃完奶，双膝跪着，不停地抻着腿，也想站起来。
我连谢都没谢一声，脱下棉袄，抱起就走。母羊见我抱走了它的崽子，紧张地跟着我走。
小羊羔身上还有点湿，在清晨零下二十多度的温度下，一条伸出棉袄的小腿冒着热气，一会那小腿上的毛就冻硬了。
我赶紧用棉袄再包包紧，嘴里“咩——咩——”地叫着跟在身后的母羊，快步向知青点食堂走去。
几年来，知青点的羊，从五只剩下了一只，又从一只发展到两只，好在都是母的，还有继续发展的机会。这不，这第三只又是母羊。
知青在边境线上再苦再累，但对今后的生活还是抱着一种希望，大家都对知青点的基本建设、副业收入、生活管理抱着期待。看到我抱了只小羊，身后跟着母羊，都大叫：“小羊生好了！”簇拥着一起来到知青点食堂。
我把小羊放在暧烘烘的火炉边上，一直紧张的母羊，这时才安静下来，用嘴不断地舔着小羊身上的湿毛。
大家高兴地惊叹：“阿呦，老可爱额！老好白相额！”
下午，生产队派我去公社开了一天会，主要是关于大庆招工的事。
名额分配是这样的：
全县共招81名大庆工人，其中分给爱辉公社18名（5个女的），分给爱辉大队2名（都要男的）。
招工对象：
全部从城镇上山下乡在农村劳动两年以上的插队知青中招受，在同等条件下，对已下乡独生子女、对父母子女较多但身边无子女的、对父母在用工单位的予以照顾。
招工注意事项：
政历清楚，思想进步，热爱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现实表现较好，年满17岁到28岁的未婚青年，经过体检，体格健康，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招收的新工人有六个月试行期，试行期内发现隐瞒重大历史、有慢性疾病的予以退回，对走后门冒名顶替的，不管什么时候发现就什么时候退回，哪来退哪。
招工手续：
在大队党支部、革委会领导下，组织贫下中农讨论，知青点评议，征求带队干部意见，填写登记表，要附讨论和评议原始记录。公社党委审查，在1月8日前向县里报到，集中到县里体检。要有预备名额，一备一。
开完会已经是晚上，回知青点食堂吃饭时，我把招工对象条件等跟当队长的王雄涛说了。
王雄涛不顾边上好多知青在，马上大声嚷着：“走！在这儿呆腻了！”
显然，他说的是自己想去。
蔡景行问：“如果没有被批准呢？”那话里意思不是你想走就一定能走的。
王雄涛眼睛一瞪：“有谁能和我别苗头？大队如果不批准的话，我今年队长不当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大家也就没往下争。
第二天晚上，召开贫下中农会议讨论，因出席对象都不是招工对象，事不关己反应平淡，同意推荐王雄涛。与以往不同的是，一般大家对推荐走的人都会说很多肯定的评价，但那个会上却对王雄涛提了不少意见。
但知青却和“揍锅底”整风时表现出来的平和不同，涉及到离开农村的命运之争，大家都当作一件大事认真对待。
已经到年底，一部分知青回沪探亲去了，剩下18个知青，在评议时，八票同意，十票反对，没通过。
问题摆到了队委会。
王雄涛是队长也是当事人，为了避嫌，没参加会议。
毕竟王雄涛当了一年队长，对生产队还是付出了许多心血，本人想去当个大庆工人这样的愿望也不算高，再说也符合招工对象。队委会最后表决同意推荐他。
112、选举大会　＇本章字数：1702　最新更新时间：20130622　12：18：05。0＇
生产队一年一度的班子重选开始了。
队里部分老乡本来暗中酝酿让王雄涛落选，现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因为王雄涛要走，招工材料都报到公社去了。
但这些人想结束“知青当政”却并不容易，因为老乡心不齐，而知青很团结，在选举大会上，我被选为队长。
队委成员中，生产队长老吴、车马队长何明英、妇女队长张春芳、会计刘金鹏，也依然是两位老乡两位知青。
但保管员的人选遇到了麻烦。
原来的保管员李胜俊再三提出不想再担任，因为他听说有人在散布他手脚不干净啦，年轻时有过生活作风问题啦等等。
参加生产队整顿班子的工作队提名让老王接任保管员。
老王一年前还是队长，落选后由上海知青王雄涛当了队长，他当了一年的“摇头派”。
如今王雄涛要走，老王来劲了。
选举大会上，对提名老王表示支持的36人，反对的35人，弃权的4人，不同意见之间势均力敌。
会后，知青骨干开会讨论知青点的事务工作，选举蔡景行担任知青点负责人。
会上，大家免不了对保管员的人选议论了一会，结果争论得不可开交。
我谈了自己的看法：
建议王雄涛在没有走之前担任民兵排长，刘金鹏不再兼团支部书记，提名由昊宇作为团支部书记候选人。
这样，在新班子中，队长、妇女队长、会计是上海知青，生产队长、车马队长和保管员是老乡，而队委的另外三个自然成员：贫协主任、民兵排长和团支部书记中还有两名是知青。九名队委上海知青占了5个，已经是主要力量。谁来当保管员都改变不了知青在队委中的主导地位，所以知青不必介入老乡之间的矛盾，不妨投个平均票，尊重大多数老乡的意见即可。
大家同意了我的看法。
而村里南北两头本来意见不统一的社员，也进行了私下里的串联。本来住在北头的社员对南头的李胜俊有意见，现在也倒过来支持李胜俊了。这与其说是对工作队提名的老王不满意，还不如说是对工作队的不满意。
于是，在第二次表决中，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李胜俊被选上了保管员。
但李胜俊对此结果却并不高兴，没说当也没说不当，蔫蔫地什么也不说。
工作队见自己提名的老王没被选上保管员，也很无奈，见到我就说这个生产队的水很深。
工作队为了把所谓很深的水摸清楚，天天召开会议，一脸的严肃，弄得大家很紧张。
除了部分老乡见还是“知青当政”心里憋着劲外，其他老乡也被天天的会议搞得筋疲力尽，出工干活的人很少。生产队的打场任务还没完成，车马也都闲下来了。
第一次召开队委会，我提出首先一件大事就是动员出工，保持正常生产。全公社的打粮差不多都结束了，开始投入到以改土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中，就我们生产队，黄豆还没打完，劳动力全部被拖在打场上，社员越干越疲沓。为了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我建议集中两班人马为一班，抓紧中午和下半夜电力充足的时段，连轴转它两宿，攻下这个最后堡垒。
会上我还提出两点：一是科学种田，由王晓晗担任科研组长；二是规划长远，建水泥晒麦场，由云龙负责施工。
我对这两名知青的提名，是想把一些正直的知青团结起来，让他们在队委之外发挥作用，和我一起挑起生产队的重担。
劳力重新组合后，仅仅中午一班就把堆积如山的豆垛消灭了一半。如果顺利，再有一夜就可以拿下打粮。
但就在打场结束的最后一天，出了一个插曲：
今年豆秆不够分，队委会商量决定，按顺时针的顺序，最后一车豆秆应该分到老王家。还剩下几家，由队里用煤到别的生产队串换一些来补足。
但老王下午跑来对我说：“曹士英把最后一车豆秆拉到自己家去了！”
曹士英的家挨在老王家下面，怎么能跳过老王家，把豆秆御到自己家去呢？
我赶到曹士英家，他正准备解绳卸豆秆。
我拦住他：“这最后一车往哪儿分？”
他说：“不知道。”
我问他：“前面那一车轮到谁？你往那儿送的应该知道吧！队委会定下来的顺序，你也应该知道吧！”
他见我问得紧，就说：“这最后一车应该是老王家，但以前他分草时没给我分，我也就不给他分！”
我说：“你们以前那些事我现在不管，但我要告诉你，你这是搞报复，而且是违反了队委会的规定来搞报复，这对吗？”
曹士英楞了一会儿，不想和队委会作对，老老实实地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