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的掌纹》第4章

（《文星》第七十五期）  ＇返回目录＇  
第一辑　蒲公英的岁月　落枫城（1）
作客枫城，竟然也有一个半月了。秋色如焚，照亮了近处人家白漆的三角墙和远处的森林。日暖云轻的星期日上午，十月的尾巴晒得懒洋洋的，垂下来，成为人家廊上贪睡的花猫。小阳春的北美，尤其是伊利诺毗连爱荷华的大平原上，所谓秋老虎，并不可怕，因为它斑斓而且柔顺，更近乎一只向阳的花猫。虽说不可怕，柔驯的晌午到了傍晚，也会伸出渐利的猫爪，凌晨的霜齿也会深深陷进乔木，将枯叶咬出斑斑的血迹。秋色之来，莫之能御。红得剖心滴血的是盐肤木，赤中带黑的，是擎天拔地的巨橡，金黄爽脆日色欲透的，则是满街的枫树了。说到枫树，中年的读者当会忆起大陆的红叶，唐诗的读者当会吟起“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的名句。美国中西部的枫树，却是黄叶。风起时，满城枫落，落无边无际的枫叶，下一季的黄雨。人行秋色之中，脚下踩的，发上戴的，肩上似有意无意飘坠的，莫非明艳的金黄与黄金。秋色之来，充塞乎天地之间。中秋节后，万圣节前，秋色一层浓似一层。到万圣节秋已可怜，不久女巫的扫帚，将扫尽遍地的落枫，圣诞老人的白髯，遂遮暗一九六年的冬阳了。而此际秋色犹深，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纽约到西雅图，纵你以七十英里的时速在超级公路上疾驶而去，也突不破重重的秋色了。枫城当然不叫枫城。伊利诺州的第二大城，皮奥瑞亚（Ｐeoria）是密西西比支流伊利诺河畔一座古老而繁荣的城市。说它古老，因为它建基于一六七三年，开镇史上，数伊州第一。说它繁荣，是因为世界闻名的毛虫（Caterpillar）履带开路机，总厂在此。然而这些与我无关。与我有关的，是枫城的一些人物，一些可能出现在马斯特斯的《匙河集》（Spoon　River　Anthology）中的人物。在“亚洲教授计划”之下，我于中秋之夕，飞来枫城，成为此地布莱德利大学（Bradley　University）的所谓客座教授。这是三四年级的一年选修课，总名“东亚研究”，在我之后，还有尼泊尔、印度，和韩国的客座教授各一，各任半学期的讲授。我的部分自然是中国文学。班上一共有三十八个同学。由于选课异常自由，各系的同学都有，系别差异，从英国文学到历史，从家政到新闻，从数学到政治地理俱全。本来听说——听别人警告说——美国的大学生最好发问，且勇于和老师辩论。我的经验稍有不同。大致上，班上的学生都很注意听讲，有问必答，可是并不紧紧追诘。也许由于缺乏东方历史和语文的背景，谈到中国的问题，他们反而有些羞愧之色。最能引起普遍的兴趣的，恐怕是中国的文字，尤其是六书的象形和书法的篆隶行草。从中国的文字开始，我将他们的兴趣带向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和唐诗。每读一首诗，我都为他们准备一篇颇饶英诗意趣甚且合乎英诗格律的所谓“意译”，一篇逐字逐句追摹原文的所谓“直译”，最后还有一篇罗马拼音的音译。这样绕着原文打转，自然比仅读粗枝大叶的“意译”较近真象。最令他们好奇而又困惑的，是四声平仄之类。无论如何努力，他们总不能把四声读准，尤其是阳平和上声。尽管如此，他们最感兴趣的，却是古典诗的朗吟。讲解每一首诗，我必用现代的（我的江南）国语读一遍，然后用老派名士的腔调朗吟一遍。虽然我的吟法，父亲听了，会说非闽非粤，死去的舅舅听了，会皱起长眉说念走了腔，而我的四川国文老师（科举时的拔贡）会放下嘴边的旱烟筒直摇头，我自吟自听，倒觉得蛮过瘾的，大有“余亦能高咏”之概。至少安格尔教授听了，说过marvellous之类的字眼。布莱德利班上的同学们，似乎也有同感。因为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曾不能使他们进入诗的意境，而朗吟的节奏与音色，却是超意境且直接诉诸听觉的。可是面对满座的金发与碧瞳，面对玛丽亚和维纳斯的儿女们，吟起“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那又是怎样的滋味？伊利诺的大平原上，偶尔也见垂杨，但美国的垂杨不知六朝，也未闻台城，美国的枫树更不解何为吴江。“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眼前这些美国的小儿女，更不解长安的意义了。可是美国的青年，也有很可爱的。大致上，我班上的学生都很用功，且认真阅读指定的参考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喜（Náncy　Ann　Kelley），因为她总是考第一，而且读完了《红楼梦》。伶俐而且娇小，颇有一点拉丁女娃的风味，挽得高高的棕色长发，垂得低低的眼睫，应该上雷努瓦或是莫地里安尼的画面。她的答案总是清晰而中肯，显示她认真地了解那些问题。她将贾谊的《鹏鸟赋》和坡的《大鸦》对比，分析得非常得体。在“校友回校”期间，她曾参加Homeing　Queen的竞选，结果虽然落选，却赢得不少注意。某日秋雾弥漫，方进早膳，发现班上的施路哈（Adam　Szluha）端了咖啡过来同座。感觉他的英语有些异样，追问下，始吐露他是匈牙利人。和他谈起李斯特和巴尔托克的音乐，眉宇间渐展喜色，说两人的作曲多受匈牙利民歌的影响。最后他才告诉我，离开匈牙利已经八年了。当年和他一起越境逃亡的许多同伴，由于经不起旅途的折磨和乡愁的呼唤，不少人只到了巴黎，便纷纷回去匈牙利。只有施路哈和他的弟弟横渡大西洋，到了美国。可是在美国，施路哈说，两兄弟并不能经常见面。忙于生活，他们总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最近施路哈的父母将从匈牙利来美国，看两个久别的男孩子。说到这里，施路哈的眼眶都红了。  ＇返回目录＇  
第一辑　蒲公英的岁月　落枫城（2）
班上另一个男孩，也曾有类似的经验。那是巴尔纳比（Stephen　Ｂarnabee）。瘦长而秀逸，尖尖的鼻子，灵活而湛蓝的眼眸，披一头漂亮的棕发。有一次小考，他最后交卷，说那天是他的生日，我竟然送他——指着试题——这样棘手的礼物。当天中午，我请他在学生中心的自助餐厅吃炸鸡。那天巴尔纳比刚满二十一岁，算是成人了，一团高兴。原来美国的小伙子有两个大生日，值得大庆特庆。那是十六岁生日和二十一岁生日——十六岁是可以开车的年龄；而二十一岁是成年，到这一天，你可以去投票选高华德或是詹森，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堂然步入酒肆，向酒保大呼：“一杯威士忌！”那天我当然没请巴尔纳比喝酒，可是在可口可乐与炸鸡之间，巴尔纳比告诉我他在西德做钢铁锯工的生活，说他怎么喜欢慕尼黑，怎么从西柏林乘火车去东德，看东德无欢的市民和冷落的街道，看东德的警察手持冲锋枪戒备的情况。高大，英挺，整齐的平头，深黑的眉下闪动着热切的眼睛和微笑的齿光，那是克尼尔（William　Kneer），我叫他比尔。他是新闻系二年级的学生，皮奥瑞亚本地人。我来了没多久，比尔便代表校刊“布莱德利侦探”（The　Bradley　Scout）来采访，之后便在十月一号的那一期发表了一篇访问记。我的讲课，原不囿于中国的古典诗。接着唐诗，我讲到中国的散文——先秦诸子的散文，史记的散文，六朝的骈文，和韩愈的古文运动。之后便是中国的小说，限于时间，只能以红楼梦为中心。最后的两个礼拜，我便集中在现代文学，谈到梁启超的新文体，王国维的文学批评，林琴南的翻译小说，谈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谈到以胡陈为例的自由作家与左翼作家的分裂，以及胡风的被整肃，新月社的风流云散，左翼作家的雄踞文坛。最后谈到台湾现代文艺的运动，现代诗和抽象画的高度发展，并且放映七十多幅抽象画与二百多幅古典画的彩色幻灯片。此外，我更应邀在当地美以美教会概述中国的宗教，在宗教系的班上谈中国的文字，并在英文系的班上诵读中国的古典诗与现代诗。居停主人，美以美教会的牧师杜伦夫妇（Rev．&　Mrs．F．Roy　Doland），待我异常亲切，使我远适域外，仍得分享家庭乐趣。由于他们的向导，我有机会瞻仰到民主巨人林肯在新萨伦（New　Salem）的遗迹，和他在春田（springfield）的纪念碑与故居。那是十月下旬，响朗朗的一个晴日下午，小阳春的天气，宛若回光一瞥，欲去还留。方向盘在杜伦先生阔厚的掌中，指挥一九六　四的雪翡瑙瓦，饕餮多少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