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自由路》第12章

我们向埃克苏玛摊了牌：如果他支持我们建议的行动纲领，我们将在下一次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选举中支持他；如果他不支持我们的纲领，我们就不会支持他。埃克苏玛生气了，骂我们是敲诈，断然拒绝我们为他投票的条件。他说我们年轻气盛，不尊重他。我们规劝他，但是没起作用，他没有支持我们的建议。
深夜11点，他不礼貌地把我们从他家中轰出门外，然后立即关上了门。索菲亚顿没有路灯，那天又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并且所有的公共交通早就停止运行，而我们则住在几英里外的奥兰多。奥利佛说，埃克苏玛至少应该为我们提供交通工具。瓦尔特在附近有个朋友，我们说服他留我们在那里住了一宿。
在12月份召开的大会上，青年团团员都知道不投埃克苏玛的票。因为有两个候选人，我们准备选j。s。莫罗卡为主席。他本来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z。k。马修斯才是我们想选的人，但是，马修斯认为我们太激进，我们的行动计划太不可行。他称我们是幼稚的狂热分子，说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成熟起来。
莫罗卡先生是一位希望不大的候选人。他是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当时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是托洛斯基分子把持的组织。当他同意反对埃克苏玛的时候，青年团把他作为会员吸收进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时，他坚持把非洲人国民大会作为全非洲的国务院。他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并不太了解，也不是一个有经验的活动家，但是他尊重别人，支持我们的纲领。和埃克苏玛一样，他也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南非最富有的黑人。他在爱丁堡和维也纳上过学，而他的老爷爷曾经是奥兰治自由邦的总统。19世纪，他老爷爷曾经张开双臂欢迎南非白人，并且向南非白人赠送土地，后来却被出卖了。埃克苏玛被击败了，莫罗卡医生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瓦尔特西苏陆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总书记，奥利佛塔博当选为全国执行主席。
在这次年会上行动纲领获得通过，它号召通过联合抵制，即罢工、不服从政府和不与政府合作，去争取政治权利。另外，大会还号召国庆节停止工作，抗议政府的种族歧视和反动政策。这是一种脱离单纯地依靠温和抗议的腾飞，许多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坚定分子在这个富有更伟大的战斗精神的新时代变得大为逊色。如今，青年团团员登上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舞台。我们正在引导非洲人国民大会走上更积极、更革命的道路。
我只能在远处庆祝青年团的胜利，因为我不能出席大会。当时我正在一个新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不准我请两天假去布隆方丹参加会议。这家律师事务所虽然是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律师事务所，但是，要求我忘记政治，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如果我去参加会，我将丢掉工作，我经不起这个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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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22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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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革命精神十分高涨，但是我却对共产党人和印度人一起采取的任何行动仍然抱有怀疑。1950年3月，由德兰士瓦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的保卫自由演讲大会吸引了上万人集中在约翰内斯堡的贸易广场上。莫罗卡医生没经过咨询执行主席，就主持了捍卫自由演讲大会，这是一个成功的大会。但是，我仍然对此保持警惕，因为其背后的发起者是共产党。
在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鼓动下，大会通过了举行一天总罢工的决议，这一天是5月1日，被称作自由日。这次罢工要求废除《通行证法》及所有种族歧视性法律。尽管我支持这些目标，但是，我认为共产党人企图抢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抗议日的胜利果实。因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首先发动这次运动，所以我反对五一大罢工，并认为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搞自己的运动。
阿迈德卡特拉达当时只有21岁，和其他青年一样，他极力为准备大干而小试身手。他是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的一名骨干。他听说我对五一大罢工持反对态度。一天，当我走在总督大街上的时候，碰见了卡特拉达。他很生我的气，指责我和青年团不想同印度人或有色人合作。他用挑战性的口吻说：你是非洲人的一个领导，我是一个印度青年，但是我相信非洲群众是支持五一大罢工的。我向你提出挑战。你可以指定在任何一个非洲人居住的城镇召开一次会议，我保证那里的人民将会支持我。这纯粹是一种恐吓，但也使我感到很气愤。我甚至要求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共产党三方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并准备在会上提出申诉，但是伊斯梅尔弥尔劝我冷静下来。他说：纳尔逊，他年轻，头脑发热，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最后，我对我的这一行动感觉有点厌倦，并撤回了申诉。尽管我与卡特拉达有分歧，但是我佩服他的激情，我们之间出现的小插曲仅仅是个偶然事件。
自由日大罢工在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正式支持下提前进行。正如预料的那样，政府禁止5月1日这天召开任何会议和集会。这一天，三分之二以上的非洲人都在家中静坐。当天夜晚，尽管政府禁止集会，但是群众仍然在奥兰多聚集。当时，瓦尔特和我就在奥兰多西区自由日群众集会的外围。天上的月亮皎洁而明亮，当我们看着整齐的抗议队伍游行的时候，我们发现500码以外的小河对面有一伙警察正在集中。他们一定也看见了我们，因为他们忽然向我们这个方向开枪。我们假装被击倒在地上，看着警察冲向人群用警棍击打群众。我们躲进附近的一个护士宿舍里，在那里听见子弹射入墙中的声音。在这次不加区别的、无缘无故的袭击中，有18名非洲人被打死，另有许多非洲人被打伤。
尽管这次暴行遭到了抗议和谴责，但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应却是保持克制。几周后，政府出台了臭名昭著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非洲人国民大会在约翰内斯堡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个法律宣布南非共产党是非法的，使参加共产党成了犯罪，最多可判处10年监禁。这个法律的打击面太大，它把一切仅仅是最温和地向政府提出的抗议也列为违法，把犯罪范围扩大到在工会内进行任何引起政治、工业、社会或经济骚乱或混乱的理论宣传。这个法律基本上允许政府随意把任何一个组织列为非法组织，禁止任何个人反对政府的政策。
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再次召开会议讨论新对策。除了其他人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外，达杜医生也讲了话，他说，允许过去的分歧阻碍联合阵线反抗政府是愚蠢的。我发言支持他的观点：显然，对任何一个自由团体的镇压都是对所有自由团体的镇压。在这次会上，奥利佛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今天镇压的是共产党，明天将会是我们的商会、我们的南非印度人大会、我们的人民组织和我们的非洲人国民大会。
在南非印度人大会和非洲人民组织的支持下，非洲人国民大会决定在1950年7月26日举行国庆节抗议活动，抗议政府5月1日杀害18名非洲人和通过《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这项建议获得了批准，在准备国庆节抗议日的过程中，我们进一步密切了与南非印度人大会、非洲人民组织和南非共产党的关系。我相信，我们面临着很大的威胁，但这种威胁可以使我们与我们的印度盟友和共产党盟友携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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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23节：一个自由战士的诞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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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我被较早地选进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接替了埃克苏玛医生的位置。埃克苏玛在落选后辞掉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职务。我并非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在我10年前来到约翰内斯堡的时候，是埃克苏玛医生设法为我安排了第一份工作，当时我还没有介入政治的想法。现在，作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中资历最深的人一道工作。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我已经由一个牛虻变成了一个我一直反对的实权人物。这是一种很难理解的感觉，让我百感交集。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一个持不同意见的人更容易一些，因为他没有责任。但是，作为一个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我必须权衡各种意见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