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i,ii,iii》第135章

《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师大对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国二十天，不及面辞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适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尔纲按：我于1961年并没有写什么《坦白状》来批判胡适。我们以前知道当胡适于1961年11月心脏病复发入医院，围剿立刻起来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时还没有停止。现在读了这封信，知道当1961年就已经有人假造我写的什么《坦白状》来气胡适哩！
岳南按：罗尔纲直到去世，在他所写的“琐记”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两个人生》，更没有提及他写此文的心理反应，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来作为批胡样板为自己解脱。
而在如上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给世人制造一种错觉：罗尔纲未曾讲过批胡的话，也未写过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气胡适而捏造的。但事实是，罗氏的批胡文章白纸黑字已成为抹不掉的历史的一分子，胡适向何勇仁提到“《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这个“第二辑”就包括罗尔纲的雄文《两个人生》，此点，想来罗尔纲是知道的。令人费解的是，罗氏直到去世也未写过一篇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确实令活着的人如作者发出一种白云苍狗，“人为何物”的感慨。
＇14＇《欧阳哲生讲胡适》，第19页，欧阳哲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适口述自传》，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鲁迅《华盖集·导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50年代曾数次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回大陆，并写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谈右派》一文中说：“记者离开北京那天，反右派运动正在开头，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问我：‘你看，将来的演变，该是怎样？’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又说：“记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依孔夫子的说法，即是‘或勉强而行之’；他们在下意识中，依然恋恋于旧社会的生活。这一回，毛主席的演讲，就像经过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术，把他们下意识中的境界显露出来了。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识中，还潜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吗？或者，记者不妨再补充说几句：过去八年中，经过了若干回大运动，许多民主人士，都是保护着过关的，这回却要自己来过关了。”（载《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曹聚仁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5）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写了一篇叫做《右派分子的终局》的文章，内称：“记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了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但他们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国务会议罢免他们的前夕，周总理曾邀请罗、章、章三氏谈话，把政府将罢免他们职位的决定告诉他们，他们同意这样的决定。不过他们三人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章伯钧完全服从政府的判处，罗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认他是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说：“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先后两次，乃集思广益之意。第一次，毛氏发言达二小时之久，邀请费孝通氏参加。席上，毛氏宣称将召集右派分子会议（可能有一千人与会）。一方面，对右派分子表示感谢，因为右派分子，帮助政府提高了警觉，一方面也愿意帮助右派分子求进步云。席上费氏起立发言，自谓：第一感想，当然是酸甜苦辣，五味俱来；第二感想，还是十分兴奋，国为毛主席鼓励他的进步云云。记者的报道，或许可以替一般读者解消一些疑问了吧，反右运动，便是这么结束了。”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曹氏又加补一文《再记右派分子的结局》，说：这些右派分子“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诸氏，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说他烧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至于艾青、丁玲、冯雪峰诸人的意思，也不过是想取文联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领导地位，满足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说明白一点，乃是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若干中共领导文化工作的人士，实在因为这个局面太大了，太繁重了，忙不过来，于是大学教授以及教育文化界的实际工作，都落在民盟、九三学社的民主人士肩上。民盟、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士，忽然自负以天下之重，觉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们身上，于是以影子内阁的领袖自居，也是势所必然。而他们都在私生活上欠检点，予人以口实，便垮下来了。……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氏，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佛家所谓‘苦修行’，庶几近之。”又说：“至于全国各大学学生，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信口胡言，乱说一阵的颇有其人。北京有个有名的大学，列为右派分子的学生，至少五六百人，多至千余人，那是不足为异的……中共的政治措施，很多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他们毕竟做了，行通了，我们又该刮目相看了。”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6）
再后来，曹氏又以《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为题发表一文，谓：这些右派分子“一部分是劳动教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艺界朋友，在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说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论客就跳起来了，且慢，记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
对于曹聚仁自称与鲁迅的交谊以及在撰写《鲁迅评传》中的妄言自不必再论，仅此论述知识分子劳改的北大荒为人间“天堂”，便可知胡适称其为一个“妄人”，已是十分的高抬他了。胡氏尝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无德、无才、无行等“三无”人员，在曹氏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彻底的体现。曾与曹聚仁合办创恳出版社和《热风》半月刊的老友徐釪说曹“住在自由之地，却引诱别人跳火坑，真是老鸨的作为”。噫！
＇2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胡适年谱》，耿云志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2、23、25＇《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十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印行本。
＇27＇《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
＇28＇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西方的没落》（缩译本），（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台北，远流公司1986年出版。
＇30、31、34＇台北《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
＇32＇李亦园《本院耆老话当年》，转引《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3＇《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