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祖在一号线(连载)》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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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一个时代，当我还小的时候，人们对古代知识分子充满兴趣，那时的电视剧里最常出现的角色是状元，而不是如今这般全是皇上。状元的人生第一件事是哇哇大哭，然后丫鬟就欢天喜地地跑进厅堂，面对观众宣布：“夫人生啦！”第二件事就是抓周。你知道抓周就是一个口水涟涟的婴儿在一张堆满礼物的桌子上爬啊爬，抓到什么就预示什么前程，抓一本书的就是知识分子，抓印章的是干部，要是抓胭脂盒，父母就要暗叫一声“坏了”，这是个流氓。电视剧总会安排两个孩子一起抓，一个状元，一个流氓，于是观众们就都明白了：这两个孩子将终生为敌，而状元必将取得胜利。
那会儿我就发现，自己对当状元和当流氓都毫无兴趣。要是让我去抓周，我必定要抓一块红烧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那说的是少先队员，我自己的兴趣可全在于永不间断地进食。
我觉得书是用来撕的，爷爷的眼镜是用来摔的，这个世界就是用来品尝的。我遇到什么都想塞进嘴里。我吃起杂拌糖来像甜菜上的一条象虫甲，吃起猪大肠来像一个食人生番，假如世上真有小红帽的话，我就要一口吃掉她的奶奶。当我妈送给我一只小猪形状的扑满当做礼物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元气淋漓的婴孩，脑子里没有任何你们这个世界的破道理。我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觉得漫无边际的自由是天经地义的，而最狂野的梦想就是第一时间花掉每一枚抓到手里的硬币。因此拿到这只扑满，听说了它的功用之后，我的太阳穴位置就出现了一只网球大的汗珠：这是什么反动东西？
成年人总是倾向于给孩子买不适当的玩具，那只扑满就是一个例证。我猜想，大约是某种文化范式促使我妈认为每个幸福的孩子都该有一只扑满。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想象权当然是属于家长的，如果你有家长的话。有时候这想象权也归领导。有一年的有一天，午夜时分，我坐在上海外滩的石凳上望着浦东的璀璨灯火，心里想：这水晶之城啊，就是他们对幸福的想象？其时我刚刚去过青海。我设想，要是用一个瞬间移动机器，把我在青海见过的那些乡民弄到这儿，看看什么叫做车如流水马如龙，他们会不会晕掉呢？他们会不会发觉自己是些被摒除的家伙？
我总是认为，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比嶙嶙大厦重要，就像硬币比扑满重要。每次经过一幢银行大厦时，我都会在心里暗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里也装着我的钱，因此我希望央行不要超发货币，免得我的本来可以买俩糖球的钱变得只够买一个。经过另一些威严的大楼时，我同样会想：好大一只扑满！这扑满跟我没什么太直接的关系，我只希望它的消化功能不要太好，吃冰棍拉冰棍就再好不过。
孔子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觉得这不对。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那些最小的小民的幸福感。有什么事情，国家不必瞒着他们，国家对于幸福的想象也该与他们分享。
有时我格物致知，感到我们的国家治理结构常常可与家庭生活类比，我们这儿的权力怎么对待民众，恰如大人们怎么对待孩子。如今我们的教育和政治事业都有了些进步，但仍然不够。为何如此呢？一个可参照的故事是，在赠我扑满的多年以后，我妈退休在家，开了个幼儿园。作为一名优秀又严谨的教师，她让那些小孩子们过着一种地狱般的生活，不是学习“最大的两位数是99”，就是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跟她商榷：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小王八蛋唯一的兴趣就是满地打滚呢？结果却是她至少三天没跟我讲话。
我意识到，当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就维系在某个观念上之时，这个观念无论多么错谬也是不可质疑的。
这就是为什么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总是困难的。对此我总是同时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尽力促进它变美好；第二种则是留个后手：如果它能变好，我就对它好一点，假如它不能，我就去它娘的。我不觉得我们该过形为物役的生活，更不觉得该过形为意役的生活。我曾经站在学步车后，顶天立地呀，如今为什么不能回到人生的原点呢？小时候我的梦想只是吃江米条而已，如今我可以买无数的江米条，从北京排到沈阳，一路喀嚓喀嚓吃过去，岂不快哉？我一会吃成s形，一会吃成b形，我对世界的贡献就是喀嚓喀嚓吃过去，令沿途君子无不惊诧：这是什么混账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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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
前两天看了半集战争电视剧，讲的是夜袭锦州。在一片惊天动地的爆炸中，我瞧见穿帮了，一个柱状物，藏在火焰中，貌似个大炮仗。那位女营长英姿飒爽，却紧张过度，有着一种老体育节目解说员的风格，无论屏幕上发生了啥，都要介绍一番：“敌人的炮火太猛烈了！”“城楼上的机枪在扫射！”“看，三排长都炸飞了！”导演的苦心大概在于藉此说明敌人火力强劲，进而证明战争艰苦卓绝，新中国来之不易，可是我想一来不是很有必要这么叨叨咕咕，二来“炸飞了”这种台词未免雷人。这跟我的一个智慧的小学同学有一拼，他写了一篇革命题材电影的观后感，说到强渡大渡河：“敌人罪恶的枪声响了，红军战士像下饺子一样纷纷掉进河里”。
另外，我对那个穿帮耿耿于怀。做事要有专业精神嘛，一次穿帮可以，怎么可以每个爆炸镜头都穿帮呢？有的观众可能不在意，可我就被间离了：搞得晕天晕地的，不就是一个炮仗吗？
你可以看出，看这电视剧的20多分钟对我来说是并不愉快的体验。演主角的那个女演员的名字早前曾在新浪博客的列表上挨着我，一度蛮受欢迎——在我被他们识破并从名人列表上开除之前——我还问人呢，这人是谁呀？人家说是这是个挺有名的演员呀。我一直没看过她演什么，这回一看，这也行？哭起来的表情跟要杀人似的。我觉得奇怪，为什么在恶俗的好莱坞，除了演爱情动作片的，每个演员都那么自然呢？为什么我们的演员好像从来不知道一个正常人是怎么作出反应的呢？
这还不只是夸张的问题。往好了夸张也行，金声玉振，也是一种风格，可惜不是。也是在电视上我看过夏雨发怒，那才叫狰狞，对面是个女的，他还非得龇牙不可，我觉得作为一男的也太过分了。饶是他这个男主角这样，前文说的那个女主角那样，观众还坐在电视机前为他们欢喜为他们忧。我见过很多人，尤其是长辈们，下了班就像个芋头似的粘在电视机前被恶劣的电视剧深深吸引，间或失望地嘟哝一句：“这女的演得也不像呀！”我不知道怎么从心理机制上解释这个现象，只能通俗地说，我国人民配合度太高了。
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家活得粗糙，对生命里的每一分钟马马虎虎，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见识过好东西，无从比较，就更没所谓鉴赏。我无意站在精英立场上诋毁通俗文化，只是觉得，大家这日子过的，也太宽容了一点儿，恰如早前的某对夫妻，虽然不大幸福，但是对付着过呗！
此种配合度，其实已经迹近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是最坏的一种配合，说的是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了依赖感，甚至反过来协助加害者。此事听来匪夷所思，其实屡见不鲜，现今公共事务中的“识大体”，过去社会伦理中的“明事理”，我看即属此例。卑之无甚高论，就是拗不过这个弯儿——“大体”和“事理”这些玩意若合常理，就一定是毛驴都可懂得的，又何劳长官和长者教诲什么“识”和“明”呢？可是总有很多人与我和毛驴相反，对那些废话深信不疑。当然任何强力皆以征服心智为目标，而一般人们的被体制化又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之事。
譬如我在这儿批评电视剧，没准儿就有路人不大乐见。此人也许也有点儿小不满意，却要标榜自己是个明理之人，就拖泥带水地说，人家导演也不容易，让你导你还导不出来呢。更可能的说法是，做人何必这么刻薄呢？坦率地说，这种人太欠抽了。我只是性情坦率，您却是爱装孙子。同样的，有人身为纳税人，得到了很烂的公共服务，却会说“什么什么也不容易，应该理解嘛”云云。理解并不是问题，可是在“什么什么”的光辉照耀之下，你那个小小的自我站在哪里呢？倘若利益常受损害，却习惯于站在侵害者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单论个体，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