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的爱情事件》第12章

本英语书《特洛伊历史回顾》（1475）。】，以及其他著名的老一代印刷工和书商。
我还收藏了为数甚巨的现代书商的肖像，包括夸里奇的钢笔素描像，雷梅尔的线雕铜版像，以及我亲爱的朋友、新近亡故的亨利·斯蒂文斯的一幅非常优秀的蚀刻版画。这些肖像中，有一幅绝对是独一无二，因为那是我本人的涂鸦之作，而且我从不允许制作它的任何副本；画的就是我自己的书商，画面上他一身渔夫打扮，一只手拿着他的钓竿和线轴，另一只手则拿着一本《钓鱼高手》。
柯温先生讲到书商时，总是说他们“异乎寻常地节俭、能干、勤勉、坚韧——少数情况下，还异乎寻常地好冒险、不拘束、热心肠。”我自己的观察和经历则告诉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书商通常特别聪明，他们和印刷工都可以归为饱学之士那类人。
然而，书商在这一点上明显要优于印刷工——他们不会接触到那些形形色色的诱惑，亦即让那些艺术品防腐技术的信徒们不能自拔的缺乏节制和挥霍无度。贺拉斯·史密斯【贺拉斯·史密斯（1779…1849），英国诗人。】曾经说过：“如果没有读者，肯定也不会有作者。因此，作者的存在显然依赖于读者的存在：这是肯定的，因为原因必定先于结果，那么读者也就必定先于作者存在。不过，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没有作者，也不会有读者；所以，看来作者又要先于读者了。”
使我大惑不解的是：有了一个如此精确、如此清晰、如此严密的前提，赫拉斯却没有对这一命题作进一步的展开。比如，没有书商就没有图书市场——作者无法卖，读者也无法买。
如果我们继续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查，就会使我们更加确信：这三者当中，最早存在的那一个必定是书商，他在另外两者之间建立了友好的关系，说：“我可以通过分别刺激你们二位的需求和供给来为你们双方提供服务。”于是，作者干作者的，读者干读者的。这就是我提出的一种更高贵的安排，比达尔文和他的调查员学校所提议的要强多了。
就其职业的自然本性而言，书商总是宽容的。他们与人类的每一阶层的交往，以及他们与书籍之间历久弥新的友谊，给了他们宽宏磊落的胸怀，使得他们能特别清晰而冷静地察视人生的每一种形相和神意的每一次眷注。他们并不总是很现实，因为人的精神和智力的发展，并非同时促进身体基本元件的使用更灵巧。我就知道几个哲学家，他们甚至不会套马鞍或者嘘小鸡。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爱默生（1803…1882），美国作家、哲学家和美国超越主义的核心人物。其诗歌、演说，特别是他的论文，被认为是美国思想与文学的里程碑。】曾经花了好几个小时，以决定移动独轮手推车的时候到底是应该推还是应该拉。阿莫斯·布朗森·奥尔科特【奥尔科特（1799…1888），美国教育家及先验论哲学家，坚持认为学习应建立在乐趣及想像力之上，而非建立在原则之上。】曾经试图建一个小鸡舍，结果用木板把自己钉在了这个小建筑物的里边，直到这时才发现自己甚至没有为这幢鸡舍留出门窗。我们也全都听说过伊萨克·牛顿这样的故事——他如何在自己书房的门上挖了两个洞，大一些的供大猫出入，小一些的供小猫的出入。
像这样的不谙世事（如果愿意，你也可以称之为“无能”）正是智力发展的特性。梅休因法官的二公子名叫格罗里埃，天下雨的时候甚至不知道找个地方躲一躲。这一事实使得梅休因和鄙人都相信：在适当的时候，格罗里埃这孩子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提到这个令人尊敬的名字，倒使我想起了有一天我的书商告诉我：就在我进入他的铺子之前，一位很有钱的诗歌和艺术的资助人，要了一本书，不过他希望重新装订一下。
“我可以寄到巴黎或伦敦，”我的书商说，“如果您没有选择别的装订师的话，我会委托赞斯多夫用最好的装饰工艺为您装订它。”
“事实上我已经选好了装订师，”这个阔佬嚷嚷道，“上周我在艺术学院注意到有大量的书是格罗里埃先生【格罗里埃（1479…1565），十六世纪法国著名的藏书家、书籍装订家。和前面提到的梅休因的儿子同名。】装订的，我希望自己的书也能按照同样的工艺装订。帮我把书寄给格罗里埃吧，告诉他要拿出他最好的手艺，我能支付费用，多少都没问题。”
老沃尔顿曾经在某次精彩演讲中提出这样的理论：一个优秀的钓者是天生的，非人力可为也。我一直坚持认为，书商也正是这样。在这个行当中，有许多（简直太多了）假行家。纯正的书商，进入贩书这个行当、打理图书这宗买卖，并不仅仅把它看作一门生意，也不仅仅是为了聚敛财富的目的，而是因为他爱书，因为他在传播书籍高尚影响的过程中，能感受到愉快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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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商和印刷工（2）
梅休因法官告诉我，在提到人或事的时候用“纯正”这个词，已不再时兴了。他说，这种时兴早在许多年前就寿终正寝了。当时，一位作家在一篇德语文章中“因为一篇英语评论而产生了一个有趣的错误。这篇英语评论的作者为了将乔治·克鲁辛格和罗伯特·克鲁辛格区别开来，便称前者确实‘纯正’。这个德国人不理解这个暗示，很严肃地告诉他的读者：乔治·克鲁辛格是个笔名，他的真名是‘西蒙·皮尤尔’【这里的“纯正”一词，原文使用的是simon…pure。这个词源自于苏珊娜·桑特利维尔（1669…1723）的剧作《妻子的果断措施》中的一个角色的名字，所以才有这样的误会。】。”
这一事件是亨利·b·惠特利在《文学的失误》中发布的。这是一本十分迷人的书，不过其中使我更有兴味的一篇，记录的是弗雷德里克·桑德斯在他的那本《一些著名图书的故事》所产生的古怪错误。在桑德斯这本书的第169页，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信息：“在早期美洲游吟诗人当中，我们可以举达纳为例。他的富有想像力的诗篇《罪犯小仙子》（如此充盈着诗歌之美），是一篇哈得逊高地的神话故事。这首诗的起因可以追踪到与小说家库珀、诗人菲茨格林·哈勒克的一次谈话。哈勒克谈到苏格兰的河流及其相关的传说，坚持认为美国河流不容易像诗歌那样处理。达纳的想法则有所不同，并在三天之后拿出了这样一首优秀的诗作，以支持自己的立场。”
没准桑德斯写的是德雷克，因为写这首《罪犯小仙子》的人是詹姆斯·罗德曼·德雷克。或许是手民之误，才把这首诗归到了达纳名下。也有可能是桑德斯先生的字迹太清晰了，以至于印刷工对他的手稿粗心大意。
惠特利说：“作家们当中有一种颇受欢迎的观点，那就是：字迹清晰是不明智的。梅纳格是发表这一观点的第一人。他写道：‘如果你希望在你出版的作品中没有错误出现，就不要把书写工整的副本给印刷工。那样的话，你的手稿就会被交给年轻的学徒，他准会弄得错误百出。然而，要是让它读起来很困难的话，他们就会把手稿交给老师傅去处理。’”
我曾经从印刷品上读到过的最令人悲伤的错误，就是著名收藏家、文学家约翰·佩恩·柯里尔【柯里尔（1789…1883），英国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其姓氏collier和“煤矿工人”一词完全一样，所以才有后面的误会。】下葬的时候。在1883年9月21日伦敦的报纸上，它是这样报道的：“最近去世的约翰·佩恩·柯里尔的遗体已经于昨天在临近梅登赫德的布雷墓地安葬，有许多观众出席了葬礼。”于是，《每日东部新闻》发布了下面这样明显曲解的消息：“布雷煤矿的灾难。新近去世的矿工约翰·佩恩的遗体昨天下午在布雷墓地安葬，许多朋友和观众出席了葬礼。”
对于错误的抱怨，爱书人和藏书家相去甚远。因错误而使得书反而更珍贵的事情并不罕见。谁会在乎佩恩的贺拉斯那些微不足道的错误呢？真正的初版霍桑的《红字》是通过序言中的印刷错漏来判断的。1716年在爱尔兰印刷的初版《英文圣经》是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玩意儿，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里面有个小小的错误。以赛亚吩咐我们“不要再犯罪”，然而贝尔法斯特的印刷工竟鬼使神差地把字母掉了个个儿，十分英明地把这条训诫弄成了“更多地犯罪”。
有一本所谓的《邪版圣经》，也是我们极难见到的一本书，因此也就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