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三百年》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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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绘《人物山水图》佃户之外，明代社会中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人身依附程度更重的社会阶层，反映出生产关系的复杂性和不均衡性。
奴婢——是法律上规定的贱民阶层，主要从事家内服役，也有用于生产劳动者，不易区分。明初规定，只有贵族、官员方可蓄养奴婢，庶民之家不得蓄奴。实际上民间蓄奴者仍然很多，仅讳其名，称“家人”或“义男”。
佃仆——是佃户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奴婢化的佃户。既与佃户一样佃田纳租，经济相对独立，又与奴婢一样与地主结成“主仆”关系，不得迁徙、脱业，要向地主提供繁重的劳役，甚至可以被随田或单独典卖，犯罪亦比照奴婢论处。主要出现在一些经济较落后、交通较闭塞、宗法势力较强的地区，尤以皖南山区最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宋、元世代传袭而来。
雇工人——是明朝时期具有特定法律身份的雇佣劳动者，高于奴婢而低于凡人。明制庶民不得蓄奴，但可蓄养雇工人。雇工人经济地位低下，多因“无资充佃”才受人雇佣，社会观念往往将他们视同奴婢。明万历时，将雇佣劳动者按长工、短工加以区分，受雇时间较长、“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仍以雇工人论，“短雇月日，受值不多者”则同于凡人。总的来说，明朝“雇工人”概念的适用范围在逐渐缩小，属于凡人的自由雇工则处于不断增加之中。
乡绅阶层与宗族制（1）
明朝的社会结构与前代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其主要表现就是乡绅阶层的形成与宗族制的发达。
乡绅一词的本义，为居乡的有功名仕宦之人，它是明期主要通过科举和学校制度所造就的一个社会特权阶层，大致又可细分为两部分。其上层皆有官员身份，包括现任或退职官员，主要为通过科举考试得官者，也包含了通过捐纳、封赠等途径获得官职实衔或虚衔的人。下层则是有“功名”而尚未获取官员身份者，包括已中举而未仕的举人，国子监监生，以及地方府、州、县学的生员（秀才）。这些人的举人、监生、生员“功名”都是终身的，非犯罪不会革去，虽未做官，但被认为已接近仕途，具有一种“准官僚”的地位。通常乡绅的上层又称为缙绅、乡官，下层又称为绅衿，但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严格，也常与乡绅的总概念混用。乡绅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待遇上都与普通百姓有显著区别，即以其中地位最低、人数最多的生员而言，也可以“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见礼于官长，而无笞、捶之辱”。举人以上更是身份大变，一旦中举，“报录人多持短棍从门打入厅堂，窗户尽毁，谓之改换门庭。工匠随行，立刻修整，永为主顾。有通谱者，招婿者，投拜门生者，乘其急需，不惜千金之赠，以为长城焉”（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上》，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明季绅衿之横”条）。之所以能够“以为长城”，主要是因为乡绅在赋役方面享有特权，包括合法的徭役优免和非法的欠缴、少缴赋税，因此很多人都会设法将土地诡寄、投献到乡绅名下，借以逃避赋役。顾炎武以生员为例评论说：“且如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一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民地愈少，则诡寄愈多，诡寄愈多，则民地愈少，而生员愈重。富者行关节以求为生员，而贫者相率而逃且死。故生员之于其邑人，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见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
明人绘《观榜图》
明代县学图明朝后期，乡绅势力极盛。其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兼并田产，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成为地方上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徭役改征役银，征收标准又逐渐转向地亩，致使乡绅徭役优免权的实际意义下降，已隐含衰颓之势。明清之际，乡绅在战乱中大受打击。
明代乡绅在社会基层管理方面也发挥过重要的积极作用。由于他们不仅拥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还具有浓厚的文化色彩和“士”的身份，因此在民间享有很大的权威，是“一邑之望”、“四民之首”，以致“民之信官不若信士”。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包括公共工程建设、慈善活动、灾荒赈济、地方志修纂，乃至社会治安的维持，民间纠纷的调解，神祗祭祀的举行，都是在乡绅的主持或积极参与下完成的。乡绅一方面代表官方在基层社区内部发挥统治职能，另一方面也时常代表基层社区的利益与贪污不法官吏进行抗争，向官府乃至朝廷反映基层社区的要求和愿望。不过，在明朝，乡绅在地方上的恣纵违法行径较其积极贡献更为引人注目。
明代社会的宗族制十分发达。这是一种新的宗族制，始出现于宋朝，不同于魏文征明行书诗扇面晋到隋唐的士族宗族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区别门第，而是更广泛地向社会基层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独立、自治色彩的农业社会群体。它继承了周朝宗法制的一些概念和原则，但实际上又多有差异。如宗法制仅行于士大夫以上，不行于庶人，宗族制不仅不分士庶，而且尤其侧重于普通百姓。宗法制自上而下，形成严密的宗统，大小宗区分严格不得逾越，宗族制则一般稍有身份、地位的人即可自立宗统，向上追附始祖，向下收族，大小宗界限不严。宗法制与国家政治形态密切结合，宗族制则与政治关系不大，而更具经济、社会意义。
就具体内容而言，明代宗族制包含着一些特定的构成要素。一为祠堂，是规模较大的祭祖活动场所。传统上庶民之家不得建祠，其祭祖也有世代限制。自明朝中叶起，这方面的禁忌被打破，朝廷允许一般百姓建立祠堂，追祭远祖，有至十几、几十代者，因而大大推动了宗族制的发展。一所祠堂可以聚集大批族众，通过祭祖强化其认同感，同时它还是族众议事之所。二为族长，即宗族首领，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可以号令全族，惩罚族众，族众害怕他们往往甚于官府。一般推举年长属尊有德行者担任，或考虑政治因素，选择“贤而贵者”。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乡绅都会是族长的首选，相比之下嫡长子继承原则在这里并不十分重要。三为族谱，记载始祖以下本族人口的繁衍状况。与门阀士族时代的族谱相比，此时的族谱不强调门第，而是注重“睦族收族”，“明一本而浚其源”，“究万脉而清其流”，加强宗族凝聚力。四为族规，用以约束族众的思想言行，相当于族中的法律。内容多宣扬传统伦理道德，提倡穷人“安分”，富人“恤族”，要求族众遵守国家法令，承担赋役义务。族规制定后往往定期在族中宣讲，或刊载于族谱。违背族规者由族长在祠堂主持惩罚，轻者罚站罚跪“思过”或罚款，重者拷打，开除族籍，甚至处死（处死后报官）。五为族田，是宗族公产和宗族制长期延续的经济保证，其收入用于祭祖、办学、赡养鳏寡贫困的族人，以及资助族人参加科举考试，多由族中富人捐置。
乡绅阶层与宗族制（2）
明代宗族制的发达，使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基层管理组织的作用，与保甲制互为经纬，共同为国家服务。族权与绅权的合一十分常见，乡绅往往又是宗族首领，上文所述乡绅在地方管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多是通过宗族进行的。族权也与国家政权存在一定的矛盾，特别是在南方宗族观念强大的地区，不同宗族间的个人纠纷，有时会演化为大规模的宗族械斗，破坏统治秩序，影响了基层社会的稳定。不过就总体而言，宗族制对国家政权仍是以积极的维护作用为主。
F0　12 思想文化
心学祖师王守仁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号阳明，曾隐居绍兴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28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吏部主事、左佥都御史、南京兵部尚书，卒于嘉靖七年（1528年），谥文成。
王守仁在学术上发展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和南宋陆九渊合称陆王学派，与程（程颢、程颐）朱（熹）学派并立，其学说比程朱理学空谈“天理性命”更简单易行，被统治者誉为“学达天人，才兼文武”的“真儒”。
王守仁认为，“心是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