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第4章

，毫无理性，井被一个信念所支配。他用暴力来压倒对手的对抗。他带了一小队冲锋队作保镖，无法无天地进入一所天主教堂，当时教士们正在祭坛上作弥撒。他挤上布道台，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中，大声谴责反基督教分子。他组织了一批街头流浪汉作为第二武装供其使用，煽动一帮孩子在礼拜时间袭击教堂，用怪叫、发出象鸭子一样嘎嘎的声音和放声大笑扰乱天主教徒的祈祷。最后，因追随的人数增加更加胆壮，他动员保镖发动最后攻击，指示他们侵入修道院，从墙上撕下圣像，将这些“偶像”付之一炬。这一野蛮的武力行径取得了成功。假定多数人是一盘散沙，少数人的积极行动，在显示其罕见的勇气，随时准备使用恐怖手段的情况下，就能吓倒多数人。天主教徒抗议那些闹事活动，试图使市行政会行使职权，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却静静地待在教堂里。最后，主教将他的教区拱手让给了胜利了的改革派，没有还一下手就逃跑了。
然而，现在，在胜利的日子里，法里尔却明显地暴露了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没有创造性的革命家，他凭冲动和狂热能够推翻旧秩序，但却没有能力带来一个有生命的新秩序。他是一个辱骂的好手，但缺乏组织才干。他是一个破坏者，不是一个建设者。他能够痛骂罗马教会，能够煽动愚蠢的群众去仇视修士和修女们，能够用读圣的双手破坏法律条文。而一旦干完这些事情之后，他只是带着绝望的困惑凝视着他自己造成的废墟，因为他没有期待的目标。现在，当新的原则在日内瓦要取代被逐出的天主教信仰而确立时，法里尔就是一个失败者了。他那纯属破坏的精神只能造成一个真空，因为一个街头革命家永远不属于那有理性的、建设性的典型，一旦破坏结束，他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必须由另一个人接过他的工作开始重建工作。
在关键时刻法里尔表现出犹豫不决。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同样，在德国和日内瓦外的瑞士其它部分，改革派的领袖们对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同样表现出不团结、举棋不定和困惑不安。路德和兹温格里最初所计划的，不过是净化现存的教会，把对教皇和市行政会权威的信仰导向已被遗忘的福音派教条的信仰。对他们来说，宗教改革意味着教会重新改革的开端，就是说，使教会改善、纯化，并恢复其早期的正直。由于天主教会固执己见，不愿让步，他们需要从天主教会外面进行工作来代替从内部工作——而且要立即进行。因为，当有必要从破坏过渡到生产时，这两者将分道扬镳了。当然，对路德、兹温格里和其他宗教改革的神学家来说，没有再比这样的情况更合乎逻辑的了：宗教革命家们，在共同事业和共同实践的基础上，为新教教会而兄弟般地团结起来。但在历史进程中，几时有过合乎逻辑和受自然支配的教会呢？一个世界范围的、统一的新教已不复存在，而一大群分支的教派在各地脱颖而出。德国的维滕贝格听不进瑞士苏黎世神学家的一句话，而日内瓦则抛弃了伯尔尼的实践。每一个城市都希望有它本身的、按照苏黎世人、伯尔尼人或者日内瓦人方式的宗教改革。在每一历史转折点，欧洲各国的国家主义者的骄傲自大，预示了各行政区具体而微的骄傲自大精神。路德、兹温格里、梅兰克森、布塞、卡尔斯塔迪和其余一些人，现在开始在神学的繁琐证明和线索上，进行唇枪舌剑的争论而浪费他们的精力。只要他们团结一致，这一精力是可用于推翻世界性教会的巨大组织的。在日内瓦，当法里尔凝视着旧秩序的废墟时，他束手无策。这真是典型的悲剧，一个人接受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却承担不了那强加于他的职责应接受的后果。
胜利对于法里尔是如此的不幸。当他偶然听到加尔文，就是那个著名的约翰·加尔文，从萨沃依动身回家，而要在日内瓦逗留一天时，他非常高兴，急忙跑到加尔文住的旅馆去拜访，请求那领导人对重建教会的工作给予忠告和帮助。虽然加尔文还没有满二十六岁，要比法里尔年轻二十岁，但是他已经有了无与抗衡的权威。加尔文是主教税吏和公证人的儿子，生于皮卡地的诺锡，在蒙田学院受过严格的教规教育（象伊拉兹马斯和洛约拉一样）。他早年打算当传教士，后来又想当律师。约翰·加尔文（或叫沙文）在二十四岁时，因提倡路德教义而从法国亡命到巴塞尔。
大多数亡命者一离开祖国就丧失了固有的活力，但对加尔文，亡命对他反而有利。在巴塞尔，欧洲的两条主要道路彼此相交，各种形式的新教教义彼此相遇又相争。加尔文具有巨大的洞察力。作为一个渊博的逻辑学者，他认识到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激进的理论从福音教义的核心中分离出来。泛神论者和无神论者，盲信者和狂热者，开始将新教非基督教化和超基督教化。明斯特城再洗礼的那场可怕的悲喜剧已在血腥和恐怖中结束。宗教改革和它的对手罗马天主教会一样，已陷入分裂为不同的宗派和以国家主义取代世界性权力的危机。自信受到先知的感召，这个二十五岁的人立即认准应采取什么步骤去阻止改革后信仰的分裂。新的教义一定要神圣地具体化在一本书、一个图式、一个大纲上；需要有系统地阐述福音教条创造性的原则。加尔文年轻有勇，风华正茂。这一不出名的法学家和神学家从一开始就了解了这件事的必要性。当那些公认的领导人继续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时，他坚定地着眼全面，在一年之内写出了《基督教原理》（一五三五年）。这是第一部包含了福音教义原理的书，因此成为新教的主要指导书和经典著作。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他说，《原理》可列为世界上决定历史进程、改变欧洲面貌十到二十部书中间的一部。它是自路德翻译《圣经》后最重要的宗教改革实绩。此书不可曲解的逻辑性和坚定的建设性立即影响了加尔文的当代人。此书的质量使得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宗教运动需要有一个天才去发动，需要有另一个天才去结束。路德，这个煽动家，推动了宗教改革的滚石；加尔文，这个组织家，则在滚石粉碎之前使它停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如同《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一样，《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两者都总结了过去，决定性地为革命划定了最后界线；两者都为一场暴风骤雨般的运动，盖上法律形式和稳定的印记，使其开始时如火如荼的动力失去势头。这样，专横武断就成为教条。自主导致专政的诞生。与此同时，宗教热情也受到严重的束缚。自然，当革命一旦受到控制，它就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原动力。这一切，就是宗教改革经加尔文之手所发生的。从那以后，天主教教会，作为宗教上统一的和世界范围的实休，必须同占据相同地位的新教教会相对峙。
加尔文非凡的力量表现在他从来不削减或修改他第一次所严密阐述的内容。他的书几次再版，但内容只有增添，他第一次决定性的认识从未作过任何修改。如同马克思或叔本华，年方二十五岁的他，在获得任何经验前，就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合乎逻辑的、细心的考虑并得出了结论。他有生之年，就命定要为他的哲学从理想世界移植到现实世界作说明。他从来不在他著作中改动一个重要的词；从来不步人后尘；从来不与敌手作任何妥协。与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协，对他或他的敌人都是徒劳的。你要么拒绝接受他，要么无保留地向他屈服。
法里尔（在这一点上显示出法里尔的伟大）在第一次会见中就意识到这一点。虽然他比加尔文大得多，但是，从那天起，他就毫无保留地将他自己附属于加尔文。他把加尔文当作他的领袖和主子，他自己则是那主子的一个仆人和奴隶。在以后的三十年里，法里尔从来不敢违背他上司所说的话。在每一战斗中，在每一事件中，他都站在加尔文一边，迅速地听从加尔文的召唤，为他战斗并帮助他。法里尔是从不对加尔文提出疑问和批评、并向他提供自我牺牲服从的第一个信徒。他是一个盲信的下属，坚决主张这样做是每一个信徒至高无上的责任。只有一次，法里尔向加尔文提了要求。那是在他们刚认识时。他要求加尔文作为唯一有资格的候选人，接受日内瓦宗教领袖的位置。而那主子，将以其卓越的能力将宗教改革建立起来，那是法里尔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