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端的权利》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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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些年的去职，他衰弱的、过分敏感的身体被搞坏了。但他独立的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从来没有被削弱过。因为在艰苦的劳动中，卡斯特利奥从来没有忘记他真正的任务。他不屈不挠地继续他终身的事业：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和法文。一有空暇，他就组织争辩，写评论文章，交换意见。他没有一天、没有一夜不坚持艰苦的工作。他从来不知道旅游的欢乐、消遣的欢欣，甚至不知道名誉、财富等世俗的报酬。他宁愿接受无休止贫困的苦味，宁愿丧失睡眠的机会，也不愿对他的良心不忠实。这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英雄的灿烂的典范。这个人，虽然没有被世界看到，虽然在黑暗中被遗忘，但仍然为了他视作神圣而又神圣的享业——言论的不可侵犯，意志的不可破坏而斗争。
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之间的决斗还没有开始。但两个人、两种思想已互相对峙着。每一方都认为对方是不妥协的敌手。他们不能在同一城市、同一精神领域共同生活一天。虽然实际上他们是分开的，一在巴塞尔，一在日内瓦，但他们彼此密切地注意着：卡斯特利奥没有忘记加尔文，加尔文也没有忘记卡斯特利奥。他们彼此缄口不言，但那只是暂时的等待，等待说出那决定性的话。这样的对立，要比仅仅意见不同更进一步。那是一种哲学同另一种哲学的根本结仇，永远不能达成协议；在独裁统治的阴影之下，是永远不可能有自由自在的精神自主的，而对一个独裁统治来说，只要在它势力范围内有一种独立思想，它就永远不能无忧无虑和充满自信。当然从潜在的紧张到激化，还需要一些特殊的原因。直到加尔文燃起火把，烧死了塞维特斯。卡斯特利奥现在是骨鲠在喉一吐为快了。只有当加尔文向每一个精神是自由的人宣战时，卡斯特利奥才以良心自由的名义，宣布对加尔文作生死的搏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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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塞维特斯事件
第四章　塞维特斯事件
有时候，历史看来象是从成百万人中间挑选出一个杰出的人物，让他代表某些特殊的哲学观点。这样的人无需是一个第一流天才。命运往往满足于凭机缘使某一个名字在大庭广众中崭露头角。而打从那时以后，这个名字就会根深蒂固地印在我们民族的记忆里。米圭尔·塞维特斯不是一个有超人智力的人，但他的个性，由于他可怕的命运使人永远铭记着他。他有许多天赋，多种多样的才能，但它们却杂乱无章地编排在一起。他有一个有力、机敏、好奇而顽固的头脑，但很容易从一个问题游移到另一个问题。他要求把真理公诸于众的强烈愿望，常由于缺乏清晰的创造力而减弱。虽然他无书不读，但他那浮士德式的智力，使得他无法彻底了解任何一门科学。他徘徊于哲学、医学和神学之间，常常以其大胆的言论，使读者眼花缭乱，但旋即又失之于自诩。有一次，在他先知式的启示中，他作了一个开拓性的观察，宣布一项肺循环的医学发现。他从不费心去利用他的发现，或追踪它与世界上科学成就之间的关系。他浮夸的见识是照在他那个世纪黑暗外表的昙花一现的微光。他的智力充满了活力，然而他不能跟随他自己的光亮。因为唯有通过持久的努力，去追求一个目标，才能够把一个能干的人物，转变成为创造性的天才。
每一个西班牙人都有一个堂吉诃德的性格，这句话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这一评论当然也可极妙地应用于米圭尔·塞维特斯这阿拉贡国人。他的身体瘦弱，脸色苍自，加上一把修剪得笔尖的胡子。因此在外表上很象那又高又瘦的拉曼查英雄（指堂吉诃德）；在内心里，他全然浸淫于堂吉诃德的光辉而怪诞的热望之中：为了荒唐行为去战斗，盲目地冲刺那现实的风车。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评的能力，经常从事或相信他自己的新发明。这神学上的游侠，手持长矛，纵骑向所有可能的障碍猛冲。只有冒险、只有荒唐、反常和危险才能使他激动。他好斗地同他意见不同的人互相攻击以定是非。他从不参加某个党派也不属于某个小集团。他永恒的孤寂，对善的憧憬，对恶的想象，总是独一无二和稀奇古怪的。
这样一个自高自大、趾高气扬、永远准备战斗的人物！所到之处，他必然会四处树敌。他的学生时代，先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后在法国的图卢兹，还是比较平静的。在图卢兹，他结识了查尔斯五世的忏悔神父，后者任命他为私人秘书，将他带到意大利，之后又带他到奥格斯堡议会。在那儿，这年青的人道主义者，就象当时大多数人一样，只要涉及到那场宗教大辩论，就被压倒的热情所征服。老教义和新教义之间的斗争，对他起了发酵的作用。在那边一切都是好斗的，而这一好争论的家伙，一定象别的人一样好斗；那边有这么多的人，急于要改革教会，他一定也在其中插了一手。他急切又热中，他考虑到，先前发生的、与古老教会的教导和解释的每次背离，都是胆小的、模棱两可的和非决定性的。在他看来，甚至那些能干的改革者，如路德、兹温格利和加尔文在清洗福音书方面都不够革命，因为他们没有打破三位一体的教条。塞维特斯以其青年不妥协的精神，在二十岁时就宣布说，尼加市行政会的决定是错误的，三个永恒的基督人格的教条是同神圣性质的统一体水火不相容的。
在宗教骚动的潮流正在高涨的时代，这样一个急进的观点并无惊人之处。当时，对所有价值正重新作出估价；对所有法律正重新进行阐述。人们要求有权打破传统。有权独立思考。灾难在于他从好争吵的神学家们所继承到的，不光是他们的好争吵，而且是他们最坏的品质——盲目地、死抠教条地争论不休。他急于向宗教改革的领袖们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教义所进行的改造是完全不合适的。而只有他，米圭尔·塞维特斯一个人才认识真理。他立即去拜访当代最伟大的学者：斯拉拉斯堡的马丁·布塞和凯毕图，巴塞尔的奥依科仑巴图斯。在提到基督教教会时，他竭力主张他们迅速解决“错误的”三位一体教条。当一个西班牙的生手，精力充沛但却带有歇斯底里的气质，闯入这些尊贵的和老练的传教士们和教授们的屋子，坚持他们立即修改自己的观点并毫不踌躇地采取他革命的论点时，读者能够想象到他们的愤怒和憎恶了。他们觉得好象魔鬼本人派来了他的一个奴隶，他们就在身上画十字，驱除这狂热的异端妖魔。奥依科仑巴图斯就象赶走一条疯狗那样把他赶走，称他是一个“犹太人、突厥人、无神论者和一个入了魔的人”；布塞从他的布道台上谴责塞维特斯是一个魔鬼的孩子；兹温格利公开警告他的信徒们反对这“罪恶的西班牙人、他虚伪和邪恶的教条，如任其得逞，将横扫我们整个基督教”。
然而，正象凌辱和暴力医治不了拉曼查骑士的错觉一样，这吉诃德式的神学家就是听不进别人的论点，也不愿受到别人的训斥。如果领袖们不能了解他，如果聪明的人、谨慎的人不愿在他们的书斋里听取他的意见，他一定要在大庭广众中间开展他的战役。整个基督教世界将读到他的论文。他要印一本书。在二十二岁时，塞维特斯倾其所蓄，出钱在哈根纳印了一本反映他观点的书（《三位一体的错误》，书籍登记第七号，一五三一年）。随即发生了风暴。布塞毫不踌躇他说，那流氓应受到“把肠子从他的身体里活活抽出”的惩罚。从那以后，整个基督教世界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