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顽童时代》第34章

着弟妹去大院玩吧！”她回头朝小厅喊：“天兄，快抱了小儿过来！”我如闻大赦，牵了丽珠可可就朝楼梯跑，就看见爸爸刚刚露面，妈妈已捂着脸在厨房笑弯了腰……　
在童年时代所见的爱情故事中，让我感到又忧伤又无奈的，就算江阿姨那个了。　
那时重庆有种职业介绍所，专门介绍保姆和奶妈，红房子的人去那儿挑能干却尽量不漂亮的保姆，挑尽量漂亮却不在乎能干与否的奶妈，说是婴儿吃谁的奶就像谁。我妈妈也去请了江阿姨回来。红房子的家属们就说江阿姨是大院所有奶妈保姆之中最漂亮也最能干的一个。　
江阿姨是小弟的奶妈。她丈夫是怎么没了的，我至今也不知道。只知她儿子也姓江，叫江小江，比我小弟大一岁多，也住我们家。小弟吃人奶，小江就吃代乳粉，吃米糊。　
江阿姨当奶妈之前，是纱厂的挡车女工，还是个班长。自从她住进我家。我从来不敢把东西乱放乱扔。我闯下祸有人上门告状时，她就一一接下，俨然家长，先是代我父母诚恳道歉，然后一本正经捎带把别家孩子不是之处也批评批评，事后并不再转告我爸。她对付我最拿手的办法就是没完没了地讲道理，不管我是否听得进去，她就牙齿玉白一闪一闪直把我讲得垂头丧气乖乖就范。　
追求江阿姨的人很不少，她却从来不往红房子带。到周末与人约会时，她就像吩咐我一样吩咐父母应该如何如何照管小弟或小江，她每次出去都要带着这两个小孩中的一个。我妈妈劝她将两个小孩子都留下，她说；“一个男人心术正不正，主要看娃娃喜不喜欢他。看好了，就带家来，我也就不出去了，让他学学做点事学学过有家口的日子。”她神情严肃如同成了我妈的班长，我妈只好点头。　
后来她真的不出去，就有个小罗叔叔每周一次来我家。小罗叔叔在重庆人中高得出类，竟是1米82的个头，28岁，是炼钢厂的炉前工，逢星期二就不用回厂，来我家准时如上班，总在我们吃完早餐准备上学时，他就敲门，进门就抱起小弟，然后是小江、可可、丽珠、我，一个一个轮流抓住往天花板上抛。待我们上学，他就和江阿姨人抱一个孩子去邮局，寄绿豆。他每周可以分得半斤“炉前工高温绿豆”，一颗舍不得吃，由江阿姨缝个小布袋装了，寄往乡下给父母……　
我妈妈要去广州接我外婆来重庆。罗叔叔就托妈妈给“买一双广州最漂亮的女式皮鞋”，准备江阿姨出嫁时穿。他要和她结婚。　
我和弟妹就很高兴把我们会唱的歌首接一首唱给他们俩个听，要他们自己挑一首，说我们决定在婚礼上为新郎新娘高歌庆贺。他们就挑了“跑马溜溜的山上”。于是，他俩就一人抱了小弟一人抱了小江，像幼儿园小朋及玩“排排坐吃果果”那样一人一凳，端端正正看我们排练节目。我就改改歌词，拉了二胡让弟妹对唱。每唱到“江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罗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罗叔叔就红了脸低着头笑，江阿姨就红了脸看着他笑……　
可是。江阿姨没有嫁给罗叔叔。　
就在我妈妈把外婆接到重庆的前两天，江阿姨收到她家乡的一封电报是“父危即回”。我爸让她把小江留下赶紧走。　
5天之后，江阿姨回来了两只眼睛又红又肿，见了我妈就哭。陪她来的还有个男人比她矮半个头都快50岁了。江阿姨让我叫他“杜伯伯”。我赶紧给杜伯伯泡茶，爸就带了他去客厅坐。　
江阿姨总共两姐妹，她是姐姐。妹妹嫁了去新疆，得了20斤全国粮票当聘礼留给父母，维持了一段日子。那时乡下的树皮草根都被吃得干干净净，却继续一片一片地饿死人。那时国家主席已从毛泽东换成了刘少奇，就向国人提出“房前屋后，种瓜点豆”，以替代昂贵如金的粮食。虽然各家农户都办了块自留地，但那对早已饿得歪歪倒倒的江家父母没有力气种瓜点豆，只好依然吃一种灰白色的泥巴，四川人管那叫“观音土”。江阿姨的爸爸妈妈吃观音土吃得眼睛肚子越来越大，胳膊腿杆越来越细。那爹爹被邻居抬去医院又抬了回屋——医生说也不用吃药，吃些米呀面的就自然会将条命根吊回来。抬回家时碰上杜伯伯，杜伯伯就往江家送了米呀面的，还叹口气，第二天就开始在江家的房前屋后锄地翻土种起瓜，点起豆来。　
杜伯伯也在江家邻居，是从外地到这儿结婚的入赘女婿，在镇上肉铺子当屠夫。几个月前，他有天下班回来，却全家大小连岳父岳母加上老婆和4个孩子都吃错一种小草蕈，死绝了。　
江阿婊决定嫁给杜伯伯。她跟我妈说，她母亲觉得欠下杜伯伯救命之恩无法回报，就想让杜伯伯不再过单身寡佬的日子；再说江家，也不能没人种瓜点豆。江阿姨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说她不忍眼看着父母饿死，也不忍拿两个老人来拖累罗叔叔：“小罗年青，有大好前途，不可以让他工人不当当农民呀！”　
于是，江阿姨就带了小江，跟杜伯伯回乡下结婚去了。　
江阿姨刚走第二天罗叔叔就来，因为下一天是个节日，工厂中午就放了假。他兴冲冲敲门，像往常那样手中托着一纸袋绿豆进来，却见到新奶妈正给小弟喂奶。当时爸爸妈妈都还未到家，我就惊慌失措，但还是硬着头皮带罗叔叔去我的房间，交给他江阿婊留下的信，还有那双妈妈从广州买回的女式皮鞋。　
罗叔叔看完信半天说不出话。我干干地站在一旁不敢走开，也不知讲什么好。　
过了很久很久，罗叔叔终于开口，问我要针线，要一大一小两块布缝口袋。我跑去叫我妹妹帮忙。他说他自己来，就坐在我的书桌边，用毛笔工工整整写好江阿姨父母的名字和乡下的地址，然后用那双骨节很分明的大手。笨笨地穿针引线，笨笨地缝一个袋子装鞋缝一个袋子装绿豆。他用断了3根针，把手指扎出些小血珠。他的眼泪一滴一滴，滴在装了那双女式皮鞋的布袋，然后又一滴一滴，滴进装满绿豆的布袋。他就那样一声不吭地缝着缓着，好像在缝他的心。　
窗户不知什么时候，已挂满一帘夕阳。重庆那种特大的火云，把天空铺得又热烈又缤纷。云朵云团不断变幻着形象忽如驯羊，忽如猛狮，忽如渊停岳峙，忽如川泻涛翻，我的心绪却如一堆乱麻，只牵了妹妹的手站着发呆。妹妹忽然说：“小罗叔叔，我看杜伯伯的样子会对小江很疼爱的。”小罗叔叔就点点头，依然默默缝呀缝。他的身影越来越暗，被满天的辉煌远远衬了，如同一尊铸铁的雕像，显得又孤独，又悲哀，又坚强。　
重庆市区街头也开始出现饿殍了。　
红房子人人嗅觉都变得异常灵敏。只要逢肉香从厨房飘出，就有女人和孩子从自家门里走向八角厅。也许这儿聚居的毕竟是军人与军人的家属和后代，人们的共性就很是粗豪率直。尽管老军官们意志坚定不肯放弃尊严，家属和孩子可不管那一套，立了在厅里，一面深深呼吸着谁家锅里的肉气，一面高高兴兴叹息道：“好香，嗯嗯，好香好香！”因为肉都用来熬汤喝，并且尽量多放水，熬久点，所以香味飘飘的时间就可以持续很长，不同炒，一两分钟就完事。大家都不炒肉，因为炒过的肉会缩水，就既不经嗅，也不经看，更不经吃了。而且，肉是越肥越宝贵，甚至儿歌就唱起肥猪肉来。　
记得有首老老的法国小调，不知由哪位留学巴黎的前辈将它唱回了中国：毛主席领导农民闹革命时。这小调被重新填词目流传甚广。刚上小学时，音乐老师也教过我们的是“打倒土豪，打倒上豪，分田地，分田地……”谁知到了1960年，孩子们依了原谱，唱的却是“揭开锅盖，揭开锅盖，肥砣砣，肥砣砣，快点拿个碗来，快点拿个碗来，拈两砣，拈两砣！”　
还有支北方的情歌。打土豪分田地时歌词已被改了一遍，是“崖畔上（那个）开花，崖畔上（呀）红，受苦人（那个）盼望，得（呀）解（呀）放！”红房子的小孩也不知从何处学来另一份词，常常在八角厅一面认认真真呼吸着肉香一面嘻嘻哈哈指指点点，唱着“案板上（那个）肉，有肥有（呀）瘦，你吃肥（那个）我吃瘦，他来啃骨头！”还齐齐哼了过门道：321　65　1　1·2　35　26　12　1　5－
听了我们唱的吃肉歌，妈妈觉得很好笑。爸爸一向要求他所有的孩子能吃苦，并且吃苦而不叫苦，再努力做到能苦中寻乐。妈妈说那两首吃肉歌，也算勉强入得苦中寻乐之例；但我们毕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