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第77章

，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在这个时期发展成形而且占优势的独特美学理论，认可了艺术和承担社会义务的一体性。一方面是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另一方面是19世纪40年代才华横溢的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甚至发展出日后成为马克思运动准则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聚合在诸如“社会写实主义”等名称之下，这个崇高而又不可抗拒的成功理想，即来源于雅各宾主义的严肃美德，也来源于浪漫主义对精神力量的信念，是这种信念使雪莱将诗人形容成“末被承认的世界立法者”。“为艺术而艺术”尽管已经由保守主义者或艺术上的半吊子明确阐述过，但仍无法与为人类而艺术、为民族而艺术或为无产者而艺术的立场相抗衡。直到1848年的革命摧毁了人类伟大再生的浪漫希望，独立的唯美主义才得以盛行。像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福楼拜（flaubert）这样的19世纪40年代人物的发展，正可以说明这种政治上和美学上的转变，福楼拜的《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仍然是这方面最好的文字记录。只有在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中，没出现过1848年的幻灭（那仅是因为它未发生过1848年革命），艺术一如既往地承担着社会义务，或像以前一样专注于社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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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结果　第十四章　艺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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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中，浪漫主义都是双元革命时期最典型的时尚，但绝非惟一的时尚。事实上，由于它既不能统领贵族文化，又无法涵括中产阶级文化，更不用说劳动贫民的文化了，因而它在数量上的实际重要性是相当小的。依靠富有阶级赞助或有力支持的艺术门类，其所能容忍的浪漫主义是那种意识形态特征最不明显的形式，比如音乐。而建立在需要贫民支持之上的艺术门类，则几乎都对浪漫派艺术家提不起很大的兴趣，尽管事实上贫民阶层的娱乐形式——廉价的惊险小说、单面印刷品、马戏演出、余兴表演、流动剧团以及诸如此类的艺术形式——已成为浪漫派的灵感泉源；反之，通俗表演者也从浪漫派的仓库里借来适当的道具，以充实自己激发情感的看家本领——场景转换、精灵神话、杀人犯的临终遗言、强盗等等。
贵族社会固有的生活和艺术风格植根于18世纪，然而新贵的加入使它们在极大的程度上世俗化了，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丑陋不堪以及矫揉造作为特征的拿破仑帝国时期的风格，以及英国摄政王时期的风格。将18世纪和后拿破仑时期的制服式样进行对比，会使这一点一目了然，这种艺术形式最能直接体现负责设计的军官和绅士阶层的品味。大不列颠战无不胜的霸权地位，使得英国贵族成为超越国界的贵族文化典范，或更贴切的非文化典范；因为那些“纨袴子弟”——胡子刮得精光，冷漠无情，容光焕发——的兴趣通常不脱跑马、玩狗、马车、职业拳击、娱乐搏戏、绅士服的放荡不羁以及关注自身。这种英雄般的极端主义甚至唤起了浪漫派的激情，因为他们也幻想赶上这种时髦，不过它主要激起的还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年轻小姐的热情，使她们沉湎于梦想之中（正如戈蒂耶所描述的）：
在她的梦想之中，爱德华爵士是个仪表堂堂的英国男人。这个英国人刚刚刮过胡子，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精心修饰，身上一尘不染，戴着一条相当考究的白色领带，穿着防水服和雨衣，迎着黎明的第一缕阳光。这样的他难道不是文明的顶峰吗？……我将拥有英格兰的银器，她想道，还有韦奇伍德的陶瓷。整幢房子都铺上地毯，还有假发扑粉的男仆，我将坐在丈夫身旁，驾着四乘马车穿越海德公园兜风……驯服的梅花鹿在我们乡间别墅的绿草坪上嬉戏，也许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孩子们坐在大四轮马车前面的座位上，看上去舒服极了，旁边还跟着一只纯种的查理国王长毛犬……这也许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景象，但不具浪漫主义色彩，倒有点像国王或皇帝陛下们驾临歌剧院或舞会，虽然满身珠光宝气，但仍一派出身高贵、举止殷勤、姿态优美的样子。
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文化不再是浪漫主义的。它的基调是节制与朴素。只有在大金融家和投机商或第一代工业大亨之中，19世纪后半期盛极一时的仿巴罗克风格才开始得以出现，因为他们从未或不再需要将大量的利润重新投入到买卖当中；而且仿巴罗克风格只出现在少数几个旧君王或贵族阶级不再完全主宰“社会”的国家里。罗思柴尔德家族本身就是金融大王，已经显示出如王侯般的显赫。然而，普通的资产阶级就不是这样。在英国、美国、德国以及新教派的法国，清教主义、福音派新教或天主教的虔敬主义，鼓励着节制、俭朴、适度的禁欲主义以及无与伦比的道德自我满足；18世纪的启蒙思想和共济会纲领的道德传统，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及反宗教的进程。除了追求利益和有条不紊，中产阶级过着压抑情感和故意限制范围的生活。欧洲大陆的中产阶级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做买卖，而是在政府部门供职，有的做官，当教师、教授，有的担任牧师，他们甚至缺少资本积累的扩张领域；地方上省吃俭用的资产阶级也是如此，他们知道他们所能达到的极限只不过是一座小城镇的财富，以他那个时代的实际财富和权力标准来衡量，这笔财富不会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是“非浪漫主义的”，其生活方式主要仍受18世纪流行时尚的影响。
这一点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家庭毕竟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中心。后拿破仑时代资产阶级的房屋以及街道建筑风格，直接源于、并往往直接沿袭18世纪的古典主义或洛可可风格。在英国，乔治时代晚期的建筑一直保留至19世纪40年代。在其他国家，建筑风格的突破（主要是来自对“文艺复兴”灾难性的重新发掘）来得更晚些。内部装饰和家居生活的流行风格，可在德国找到最完美的表达，此即“比德迈耶风格”（biedermayer）。那是一种家庭古典主义，因情感的亲近和纯洁的梦境而令人感到温暖，其中有些因素要归因于浪漫主义，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末期的前浪漫主义色彩；但它的典型场景则浓缩为：俭朴谦恭的资产阶级在星期天下午于起居室里表演四重奏的景象。比德迈耶风格创造出一种最美丽、最适合居住的家具陈设风格。朴素的纯白色窗帘衬托下的粗糙墙壁，不铺地毯的地板，坚固而又相当精致的椅子和书桌、钢琴、大理石橱柜、插满鲜花的花瓶，但它主要仍是一种晚期古典主义风格。或许歌德在魏玛的住宅是最贵族化的例子。这种风格或类似的风格，构成了下列人物的居家场景：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主人翁、结合了严峻与享乐的克拉彭教派（clapham　sect）、傲慢的波士顿资产阶级，或者《辩论报》的法国地方读者。
浪漫主义进入中产阶级文化最可能的途径，也许就是通过资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成员日益沥沥的白日梦。显示她们在百无聊赖的闲暇之中仍具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是她们的主要社会职能之一，一种被珍惜的屈从是她们的理想命运。不管怎样，资产阶级少女，如同非资产阶级少女一般，就像反浪漫主义画家安格尔笔下那些后宫女奴和仙女一样，只不过把背景从浪漫主义换成资产世界，她们一窝蜂地仿效同样的柔弱、蛋形脸、光滑鬈发的风格，披肩上插着娇嫩的花朵，头戴颇具19世纪40年代时尚的无边女帽。她们远非蜷伏的母狮，戈雅笔下的阿尔巴公爵夫人，或者法国大革命期间以一袭白衣穿梭在沙龙之中的新型希腊解放少女，或如列文小姐（ladylieven）以及哈丽叶·威尔逊这类摄政时期的沉静少女或高级妓女，她们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世界，也不具有浪漫主义风格。
资产阶级少女或许会演奏肖邦或舒曼的浪漫风格的室内乐作品。比德迈耶风格或许会鼓励一种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如艾兴多夫或默里克的作品，在其作品中，无限的激情转化成思乡之情或消极的渴望。甚至积极活跃的企业家在商务旅行之时，也会把一条山间隘口视为“我所看过的最浪漫的景色”而惊羡不已，在家里则以素描　“乌多尔弗的城堡”（thecastle　of　udolpho）为消遣；或者如利物浦的克拉格（johncragg），既是“一个具有艺术品味的人”，又是一个铸铁匠，“将铸铁引入哥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