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中的革命》第122章

文的人认为达尔文“设想变异是‘偶然性’造成的，最适合者经受住了生存斗争的‘偶
然性’得以生存。”因此，他们指出，达尔文理论中，“偶然性取代了上帝的设计。”
在回答达尔文主义对保守主义者的批评时，赫胥黎指出，那些如此看待“偶然性”的人
是“古代迷信和愚昧的继承人……他们的心灵从来没有被科学思想的光芒照亮过”。他
们是顽固的，迄今为止并未转向科学；他们拒不承认因果律。赫胥黎解释说：这种承认
“是一次信仰上的行动”。原因在于“就本质而言，这一命题的真实性是不可证实的”。
而这种信仰的与别的信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盲目的，而是合理的”。它“无可辩
驳地被经验所证实，它是一切行动的唯一值得信赖的基础”。赫胥黎不仅用了大量篇幅
驳斥达尔文的反对派，而且为了达到目的，他还使用了我们今天看来有些过分的类比于
宗教的方法。他做的甚至比我所指出的还过分，他谈到“我们远古祖先对偶然性的崇拜
现在在人们之中竟然仍有市场”（达尔文，1887，2：pp．199…200）。
改宗思想在达尔文的通信中突出体现出来，下面是他1858年至1859年间几封信的片
断：
［1859年1月25日致A。R。华莱士」你问我有关赖尔的精神状态。我认为他有些动摇不
定，但没有屈服。他经常厌恶地对我说，如果他被“误解”了，那将是多么令人讨厌的
事，“原理”的再版工作是多么没有意思。他最正直，最诚实，我想他最终被“误解”
是必然的。胡克博士几乎和你我一样成了异教徒，而我认为胡克是迄今为止欧洲最称职
的评论员。
［1859年9月20日致C．赖尔＇你以前对物种不变性的怀疑，也许比我的著作对你的改
宗（如果你已经改变了的话）影响更大……无论我怎样表达对你的学说的信服都不过分，
上帝知道我从不逃避困难。我愚蠢地渴望着你的判决，这并不是说你不改宗会令我失望；
因为我记得我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转变过来；但是如果你能转变过来的话，我将是极为高
兴的，尤其是我对这种转变有一份功劳的话。
［1859年9月23日致W．D．福克斯」我并没有傻到想使你改宗的程度。
［1859年10月15日致J．D．胡克」莱尔准备重新阅读我的著作，我仍然对他的改宗
抱有希望，或者按他的说法，使他离经叛道了。
［1859年10月15日致T．H．赫胥黎］我决不希望你转变到我的许多谬误上来。
［1859年11月11日致A。格雷：」赖尔……快转变到我的观点上来了。
［1859年11月13日致AR．华莱士」胡克认为（赖尔）完全转变了。
赖尔后来在给胡克的一封信中讨论了这个问题（1887，2：193）：“我发现，我没
有能使过去反对达尔文甚至现在反对赫胥黎的人的态度有了多大程度的转变。他们必须
放弃“古老而长期为人们所珍爱的观点，这些观点使我早年对科学理论产生了兴趣，那
时我深信帕斯卡、哈拉姆称之为‘大天使毁灭的理论’”。在这些摘录中，我们不但注
意到“改宗”和其他宗教术语的运用，而且还看到达尔文自己的改宗也用了很长的时间。
这是科学家们的普遍话题。J．J．汤姆森在他的自传中叙述了他接受原子的可分性是多
么困难。
达尔文的通信还使我们能够看到转变的实际经历。H．C．沃森曾把达尔文称作“自
然史中最伟大的革命家”，他在1859年11月21日写道，“自然选择”包含了“全部伟大
自然真理的特点”，它澄清了“模糊的东西”，简化了“复杂的东西”，极大地补充了
“以往的知识”（达尔文1887，2：226）。赫胥黎在说明《物种起源》被接受时阐述了
新进化论的作用（1888）：它像“一道闪电，给在黑暗中迷失方向的人们突然照亮一条
道路，不管这条道路是否能直接安抵家中，但肯定是一条光明之路”。随后，他用了一
个宗教隐喻，他说：“达尔文和华莱土驱散了黑暗，起源说的烽火引导着黑暗中的人们”。
化学家罗萨·迈耶对科学改宗的解释是引人注目的。几年后，迈耶回忆起1860年召
开的卡尔斯鲁厄会议结束时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会议是由伟大的有机化学家凯库勒
召集的，是“化学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范·斯普朗森1969，42）。这是首次为解
决科学内部的紧迫问题而召开的国际科学大会。讨论的中心是几种竞争的、极为不同的
原子量体系所造成的混乱。由于非常不确定导致许多化学家转向化合量以寻求出路。原
子量体系的差别来自原子和分子概念的歧义。例如，同一化学元素的原子能否结合成分
子（意大利化学家阿伏伽德罗的问题）？化学键是否只在不同元素的原子之间形成（现
代原子论的创始人道尔顿的问题）？这次会议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全
部有机化学的结构形式须依赖它来解决（见德·米尔特1948）。
无须惊奇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化学家们简单而又普遍可接受的方案结束他们的会
议。但这次会议确实有正面结论：会议邻近结束时，热那亚大学化学教授S．坎尼查罗散
发了一本小册子，他在其中对会议的中心议题作出了解答，今天这一解答已经被普遍接
受。坎尼查罗主要借鉴了阿伏伽德罗的工作，同时也吸收了C．F．热劳尔的观点，他一
直在向他的学生们教授这个困扰整个科学界的难题的解答方法。迈耶一读到这个小册子
就立刻转向了坎尼查罗体系，而且他和几位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一道成为元素周期律（或
体系）的发现者。这次会议两年后，坎尼查罗在《化学进展年度报告》上发表了一篇分
析文章，几十年后，迈耶为其再版作序，描述了他自己的转变经历。由于这段说明非常
经典，所以很值得在此全文引用：
会议结束后，根据作者的意见，他的朋友A．帕维希散发了一本薄薄的、乍看意思不
大的小册子：坎尼查罗的Sunto…，这是一个重译本，原著在几年前就出现了，但并没有
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也拿到了一本，并准备在返回的途中阅读。到家后我一遍又一遍地
阅读这本小册子并惊叹它对最重要的焦点问题给予的启示。它使我眼界一开，疑虑顿除，
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平静、确定的感觉。如果说几年后我能对澄清形势，平息过去激动的
情绪有所贡献的话，那么我应当深深感谢坎尼查罗的论文。其他许多与会者想必也有类
似的感受。激烈的争论浪潮开始平息下来（坎尼查罗1891，59－60）。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迈耶提到了塔素斯的索尔（Saul　of　Tareus），因为他使用的是
“擦亮了……我的眼睛”以及其他宗教体验的语言。很显然，迈耶一定认识到在科学转
变和宗教变宗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相似之处。
在历史地研究革命时，人们必须清楚，在古典时代，“转变观念”意味着在旧的循
环意义上发生了一场革命，甚至在宗教中，“改宗”仍然保留了某些古代精神再生的意
味，否则就不可能探讨改宗。但这一术语的现代用法，尤其是在科学中，指的是根本改
宗和接受完全不同的观点。因此观念的转换，使我们走上了循环之路。尽管科学分析不
容许采用宗教术语如“改宗”来探讨科学变化，但历史学家在研究“改宗”时的主要任
务——如同在研究“革命”时一样——不是为了裁决过去的言行，而是记录并分析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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