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第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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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科学从来没有如此成功；知识从来没有这般广泛传播。4000份以上的报纸为世界各国公民提供讯息，每年光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出版的书籍数就达五位数之多。人类每一年的发明都在攀登更为令人眩目的高峰。当称作煤气厂的巨大实验室，通过没有尽头的地下管道将煤气输送出来，开始照亮工厂（鲍尔顿和瓦特于1798年引进煤气灯，曼彻斯特的“菲利普斯和李”棉纺厂自1805年起长期使用1000个煤气灯头。），紧接着照亮欧洲的城市（伦敦自1807　年起，都柏林自1818年起，巴黎自1819年起，甚至偏远的悉尼也在1814年被煤气灯照亮。）之时，与这一成就比较起来，阿尔冈灯（argand　lamp，1782－1884年）——它是自油灯和蜡烛发明以来第一个重大进步——在人造照明方面几乎完全不具革命性作用了。而此时，电弧光灯也已开始为人所知。伦敦的惠斯顿（wheatstone）教授已计划用海底电报线联系英、法两国。才一年的时间（1845年），就已有4800万乘客搭乘过英国的铁路。男男女女已可以沿着大不列颠3000英里（1846年，1850年前夕为6000余英里）长的铁道奔驰。在美国有9000英里长的铁道。定期的汽船航线早已将欧洲和美洲、欧洲和印度群岛连接起来。
无疑，这些成就都有其阴暗面，尽管无法轻易从统计表格中归纳出来。人们如何以计量的方式来表达那些今天已很少有人会否认的事实，像是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曾居住过的最丑陋环境，例如曼彻斯特后街曾经历过的邪恶腐臭与满无废气；或是工业革命创造了最悲惨的世界，它将数量空前的男女赶出家园，使他们失去生命。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原谅19世纪50年代进步旗手们的信心和决心：“商业可以自由地进行，一手引导文明，一手引导和平，以使人类更加幸福，更加聪慧，更加美好。”帕麦斯顿勋爵即使在最黯淡的1842年，仍继续发表这种乐观的言论：“先生，这是上帝的安排。”无人能否认，当时存在着最为令人震惊的贫困。许多人认为，贫困甚至在加剧和深化之中。但是，若用估量工业和科学成就的空前标准来衡量，即使是最悲观的理性观察者仍能坚持说，在物质方面，它比过去任何时候，甚至比迄今尚未工业化的国家还糟吗？他不能。说劳动贫民的物质情况比不上黑暗的过去，有时比记忆犹新的一些时期还要差，已是足够严厉的谴责了。进步的捍卫者试图以下述论点来抵挡攻击：这不是由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造成的，相反，而是由旧的封建主义、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在完善的自由企业之路上仍然设置的障碍造成的。与此相反，新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它正是由该制度的运作造成的。不过，两方都同意，这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痛苦。一些人认为，它们将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得到克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不过，双方都正确地相信，随着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加强，人类生活也将迎向物质改善的光明前景。
但是，当我们着手分析18世纪40年代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我们却把最精妙的那些部分留待有节制、有保留的评述。世界多数居民仍和以前一样，还是农民，尽管某些地区，特别是英国，农业早已是少数人的职业，而城市人口已达超过农村人口的边缘，如同1851年人口普查首次显示的那样。奴隶也相对减少，因为　1815年正式废除了国际奴隶贸易；英国殖民地实际存在的奴隶制度已于1834年废止；已获解放的西班牙和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则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和之后被禁止。但是，当西印度群岛，除一些非英国人统治的地区外，现在都成为法律上的自由农业区之时，奴隶的数量却在巴西和美国南部这两大残存据点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受到工商业快速进步的刺激，任何有关货物和人力的限制都会遭到工商业的反对，官方的禁止反倒使奴隶贸易更为有利可图。1795年，在美国南部一个从事田间劳动的黑奴大概叫价300美元，但是到了1860年，竟涨至1800美元；而美国的奴隶数量则从1792年的70万人，上升到1840年的250万人，以及1850年的320万人。他们仍然来自非洲，但是在拥有奴隶的地区，亦即在美国边境州里，奴隶出售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被卖往迅速扩展的棉花种植区。
此外，原本便已存在的半奴隶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例如将“契约劳工”从印度出口到生产甘蔗的印度洋岛屿和西印度群岛。
农奴制度或者农民的法律束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废除，尽管这对像西西里或安达鲁西亚这样的传统大庄园的农村穷苦人民来说，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在其主要的欧洲据点里，农奴制度仍顽固地存在下来，尽管在最初的大量扩增之后，自1811年起，俄国的男性农奴数量已稳定保持在1000万到1100万之间，也就是说，相对衰落了。（在凯塞琳二世和保罗＇paul，1762－1801＇统治时期，农奴制度的扩展使男性农奴人数从约380万增加到1811年的　1400万。）不过，农奴制度的农业（不同于奴隶农业）明显在走下坡，其经济弊端日益显著，而且，尤其是自19世纪40年代起，农民的反抗也日渐增强。最大规模的农奴起义可能要算1846年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农奴起义了，它是1848年普遍解放农奴的序曲。但是，甚至在俄国，1826－1834年间便曾爆发了148次农民骚动，1835－1844年间216次，1844－1854年间348次，而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前的最后几年则达到最高潮，共计474　次。
在社会金字塔的另一端，除了像法国这种发生了直接农民革命的国家外，土地贵族的地位也比想象中的可能变化要小一些。无疑，当时已出现像法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该国最富有的人已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了。（有些富人购买土地以作为他们进入最高阶层的标志，比如罗思柴尔德家族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当然要除外。）但是，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最大量的财富集中当然仍是出现在贵族阶层；而美国南部，在司各特、“骑士精神”、“浪漫”以及其他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他们所剥削的黑人奴隶和未受教育、自食其力的清教徒农夫们毫无意义）的鼓舞下，棉花种植者甚至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贵族社会的拙劣仿冒品。当然，在贵族制度的稳固之中，隐藏着一种变化：贵族的收入越来越依赖于他们所藐视的资产阶级，依赖他们的工业、股票证券和房地产的发展。
当然，中产阶级已迅速增加了，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数量并未达到压倒性的多数。1801年，英国年收入150镑以上的纳税人口约10万人；在本书所论时期结束之际，则可能增加到约34万人，也就是说，包括其庞大的家族成员在内，在2100万总人口中占了150万人（1851年）。（这类估计是主观的，不过，假定每一个可划归中产阶级的家庭至少有一名仆人，那么1851年的67．4万名女性“一般家仆”，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出中产阶级最大户数的数字。大约5万名厨师，“女管家和女仆的数量约与此相同”，则提供了最小的数目。）自然，那些正在追赶中产阶级生活标准和方式的人，其数量更是大得多了。但这些人并不是都非常富有，比较有把握的推测是，年收人5000英镑以上的人数约为4000人，包括贵族，这个数字与雇用7579名私人马车夫来装点英国街道的雇主人数相去不远。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显然不比英国高，事实上普遍还要低一些。
工人阶级（包括新的工厂、矿山、铁路等等方面的无产者）自然是以最快的速率在增长。不过，除了英国，这种增长至多也只能以数十万计，而不能以数百万计。与世界总人口相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并且再一次除了英国和其他的一些小核心地区外，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无组织的。然而，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政治重要性已经相当大了，与其人数或成就不成比例。
及至19世纪40年代，世界政治结构已经历过极大的改变，不过无论如何，改变的幅度还是赶不上乐观的（或悲观的）观察家在1800年时所预期的。除了美洲大陆之外，君主制度仍然是统治国家的最普遍模式；甚至在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巴西）仍是一个帝国，另有一个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