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第1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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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少年文化中带有的强烈废弃道德意识，一旦化为理性语言，其精神面表达尤为清晰，如1968年5月巴黎的口号：“严禁禁止”（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以及作风激烈的美国流行歌手杰里·鲁宾（jerry　rubin）的名言：“凡是没在牢里蹲过的家伙，都不值得相信。”（wiener，1984，p．204）照传统的想法看来，乍听之下，这些好像是属于政治性的宣言，其实不然，他们想要废弃的压制对象，其实跟法律也没有半点关系。政治法律，都不是他们反抗的目标。年轻一代的口号，不过是个人心声、私人感情欲望的公开流露，正如同1968年5月的另一句口号：“我把我的欲望当真，因为我相信我欲望的真实性。”（katsiaficas，1987，p．101）。他们的欲望，也许出之以示威、群体、运动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有时也许甚至造成群众暴动的效果。可是这一切表象的核心，却是强烈的主观感受。“我个人的事就是政治的事”，成为新一代女权主义的重要口号，其效果可能也是多年激进化中持续最久的一环。其中意义，不只限于政治行为是以个人动机成就为满足，更指出政治面的成功标准，系于其对个人的影响。对某些人来说，所谓政治的定义很简单：“凡是让我烦心的事，都可以算作政治。”70年代一本书的书名，便将此中奥秘一语道破：《胖——也是女权主义的论题》（fat　is　a　feminist　issue，orbach，1978）。
1968年5月还有一句口号：“一想到革命，就想要做爱。”这句话要是落在革命前辈列宁耳朵里，甚至连当年因主张混交而被列宁痛斥的维也纳共产党人菲舍尔听了必定也会大惑不解（zetkin，1986，pp．28ff）。反之，60和70年代的新一代，即使是那些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激进青年，也一定不能了解布莱希特笔下，早年献身共产国际之士的心情与作为——即奔走世界各地传播共产主义，“连做爱时脑子里也想着心事。”（brecht，1976，ii　p．722）。到了60和70年代，年轻革命者的心中大事，绝对不在自己能为革命带来什么成就。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本身，以及行为之际的感受。做爱与搞革命纠缠不清，难分难解。
因此，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自然相辅相成，是为一体的两面了。而其中最能够打破国家、父母、邻里加诸我们身上的限制、法律、习惯的，莫过于性与毒品。不过性这件事，源远流长，其五花八门多样之处，由来已久，其实用不着年轻人费心发掘。尽管保守派诗人忧心忡忡地吟道：“性交，始于1963。”（larkin，1988，p．167），可是这句话并不表示，在60年代以前性交是什么稀奇大事。诗人的真意，在于性交一事的公众性质与意义从此开始发生改变。他举了两个例子为佐证，一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一书的解禁；一是披头士的第一张唱片问世。然而，对于以前一向遭到严禁的事物，反抗的姿态其实不难表明；凡是在过去受到容忍的事物，无论是正式或非正式地被容忍——如女子的同性恋关系——就特别需要点明出来，如今正有一种反抗的姿态产生。因此同性恋者公开现身，表明态度，便变得特别重要。可是吸毒一事却正相反，除了烟酒是广为社会接受的癖好而外，麻醉药物一向仅限于小团体与次文化中（虽然这次文化的分布，三教九流都有），并没有包容性的法令。毒品的风行，当然不只是一种反抗姿态，因为吸食本身带来的感官刺激便有莫大的吸引力。可是正因为吸毒是一件非法行为（通常也属于一种社交行为），吸毒，便不但具有高度挑衅叛逆的痛快意味，更使人有高高在上，不把那些严令禁止者看在眼里的满足心理。西方年轻人最盛行吸食的毒品是大麻（marihuana）——其实大麻对人体的伤害恐怕还不及烟酒为害之烈——此事更证明其中所涉心理的微妙。60年代，在摇滚歌迷和激进学生汇集的美国疯狂两岸，吸食毒品与示威抗议往往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事物。
各种行为的解禁，社会规范的松弛，不但愈发推动种种此前被视为禁戒行为的实验与频率，也大大地增加了这些行为的曝光率。因此在美国，即使在一向带动全美风气的旧金山和纽约两地（两地又相互影响），公开从事同性恋的次文化，到60年代方正式公然露面。至于其蜕变为一股政治压力团体的气候，则到70年代才形成（duberman　et　al，1989，p．460）。种种激烈变化，其中最大意义在于有形无形之间，推翻了长久以来根深蒂固于社会和历史当中，经由社会规范、传统、禁令所传达、认可、象征的人类伦理关系。
更有甚者，这股推翻旧秩序的力量，不来自任何一股条理井然的社会新秩序，虽然有人觉得必须正名，硬把功劳归在“新自由意志主义”（new　libertarianism）名下。其中真正的动力，是来自个人欲望巨大无比的自律力量，其假定是建立于一个人人自我规范的个人主义世界推展至极限的境地。传统禁令的叛逆者对人性的假定竟然与消费社会的理论基础如出一辙，至少对于人类心理动机的看法，他们与出售货物劳务者极为一致。后者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便是攻心为上。
根据这个共识，世界上数十亿芸芸众生的存在，均是基于其个人欲望的追求。这些欲望，包括了各式各样在以往被禁止被反对，可是在现在都一一被社会允许并存在的大小欲望——如今被默许的原因，非因道德的解禁，却由于世人心中充满了它们。直到90年代，官方均不再试图将毒品合法化，而继续以不同程度的刑罚加以禁止——虽然效率始终很差。60年代开始，市场上对可卡因的需求量突然大增，尤以北美的中产阶级需求最大，此风其后也迅即传至西欧。这股趋势，跟不久前海洛因在劳动阶级中流行的现象极为类似（也以北美为主要市场）。贩毒的暴利，首次使得作奸犯科变成大手笔经营的大事业了（arlacchi，1983，pp．215，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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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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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的文化革命，是一场个人战胜社会的革命，换言之，是一场打破了人类与社会交织的纹理的革命。长期以来，社会的纹理不但界定了人类之间真正的关系与组织形态，也决定了人类关系的一般规范，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待的预期行为模式。社会中人的角色，虽然不一定正式以成文规定，但事先都有脉胳可循。因此，一旦旧有的行为成规被打破或失去其理性基础，人的心中便感惶惶不安无所依凭。上一代熟悉这套法则，如今深感所失；下一代不谙人事，只知道眼前这个变调社会。两代之间，自然难以沟通理解了。
在这种变异的氛围之下，自然便出现了80年代一位巴西人类学家笔下的冲突情境。通常作为一名巴西中产阶级的男性，在其强调荣誉与羞耻心的传统地中海文化熏陶教化之下，面对现代社会日渐增多的抢劫强暴事件，照理，身为一名绅士，他应该宁死也会挺身保护自己的女友或钱包。而一名淑女，也应宁死不屈，绝不愿遭到这种“比死还更可怕”的厄运。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大都市的生活现实里面，任何抵抗恐怕也挽回不了女子的“名节”与口袋里的钱财。于是最理性的处理方式，便是屈从听命，以免激怒了盗匪，反而会使恶人真正出手伤人，甚至致人于死。至于妇女名节，所谓婚前保持处女之身，婚后矢志贞节不二，在20世纪80年代受教育被解放的男男女女当中，在他们对性行为所持的假定及现实的行为之下，名节与否，到底又是在为什么而持守呢？但是正如人类学家的研究显示，尽管在新思想新道德的冲击之下，这一类经历依然使受害人创巨痛深，在心头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即使是其他程度比较轻微的遭遇，也往往带来精神上的不安与折磨——比方一般非暴力性质的正常性交等等。旧的规范就是再不合理，一旦不存，取而代之者也不一定就是某种合理的新秩序，既无法则，又缺乏共识，反使众人惶惶不可终日。
所幸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类社会里，旧有的社会纹理与成俗，虽经四分之一世纪以来史无前例的动荡变革，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