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一叹》第50章


我说:“请允许我继续从小见大,借这些小事来看看世纪难题。我们以往的乐观,是因为相信法律和舆论能维持社会公理.但是就以你遇到的这件小事为例,如打官司,证据何在?至于舆论,你已看到,除了那两个帮凶,别人根本不可能来关心。如果别.人来关口就更麻烦,还会把各自的观念全带进来,例如在印度教徒看来,那头拉粪的牛很可能是神牛,你还福分不浅呢。这也就是说,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法律、舆论和宗教等等都不解决问题。那么引申到世纪难题,同样遇到由谁来控制,由谁来裁判,控制和裁判是否公正,不公正该怎么办等等比难题本身更难的课题。我的惆怅,即来自于此。”
但是我也有企盼。企盼二十一世纪有更多的国家把国民经济和精神道德同时提高,成为对全世界进行理性制衡的中坚力量。我相信我的祖国,极有可能成为其中一员。
至于个人,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有〕 的声音。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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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铸的觉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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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德里徘徊时间最长的地方不太有名,在城南十四公里处,那里有一座以十三世纪的帝王库都布的名字命名的高塔,可惜已经断下两层。塔旁有一座清真寺,可惜已经坍弛。
为什么会在功传里长时间地徘徊?因为我看到了在印度严峻对峙的三大宗教,在那里有一种隐秘而有趣的互融关系。
先看塔。从建造的王朝看,当然是伊斯兰建筑,不会有疑问,而且基本林淞确实是伊斯兰。但是,第一层人口朝北,这是印度教的要求;如果从飞机上看下来,它的横截面是葵花形,这更是印度教的标记。有两种可能,一是当年的伊斯兰统治者友善,特地在设计中融人了本土文化;二是本地的建造者利用统治者的不内行悄悄埋下了信号。但是,我没有读到当时统治者企图实行宗教融合的资料,因此更希望是第二种情况。不管什么原因,它留下来了,尽管塔下的宗教冲突长年不断,高塔自身却在申述着融合的可能。
再看清真寺。这是印度最早的清真寺,现已失去一个宗教场所的功能,只剩下几座高高的石门和无数精美的石柱。一切涂饰已全部剥落,没有涂饰的艺术构建一旦坍弛,必定会成为介乎天然与人工之间的存在,具有一种特别的力度。据介绍,这座清真寺是拆毁了很多印度教、佛教、者那教的寺庙建造的,其中仅印度教的寺庙就有二十多座。这当然是一种蛮横的宗教侵凌,但时间一久,侵凌和被侵凌已浑然难分,谁的语言都消灭了,谁的密码又都已贮存。
细看那些石门石柱,那些刻画、纹理,早已苍老得不愿唠叨谁胜谁负,只是表明人力所及、文明所至罢了,都已被时间的手轰丈抚得毫无火气。
站在这里我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自相残杀,如能预想到共同消竭的一天,也许能变得互相客气一点?就像两个争斗了一辈子的对手都已老迈,步履艰难地在斜阳草树间邂逅,应该有一些后悔?如果让他们从头来过,再活一辈子,情景将会如何?
世纪之交,就像让各个文明重新转世,理应都变得比前世更清醒一点。
在这个院子里,人群聚集得最多的,既不是高塔,也不是清真寺,而是插在它们近旁的一根铁柱。六米多高,半米直径,黑黑地不见太大气势,却发出平静而悠远的金属之光。
它是伊斯兰王朝定都德里时从印度东部搬移过来的,这里的人都叫它阿育王柱。其实我在德里还见过另一个也被称作阿育王柱的石柱,高高地盗立在一个古堡之上,从资料说明上看似乎比铁柱更确切。当然阿育王热心佛教,在位期间到处立柱建塔,多几个阿育王柱是不奇怪的,但根据科学测定,铁柱铸造在一千六百年前,那就比阿育王晚了六百年。应该是岌多王朝时代。岌多王朝也弘佛,铸一个铁柱纪念阿育王是很有可能的。
断月与王本是一个相当强蛮的君主,听了佛理后蟠然醒悟,真可谓“立地成佛”,为佛教在印度的发扬光大作出了划时代的巨大贡献,结果也成了佛门伟人,广受崇拜。连我家乡浙江宁波,离印度那么远,居然也有一座阿育王寺,崇塔深院,古木森森,我在“文革”后期为躲避灾祸曾在那里停留过,感念殊深。不管是谁所立,为谁而立,这个铁柱属子佛教,应该没有疑问。
但仔细一想,它还是保留了太多的疑问。我围着它转了一圈又一圈,奇怪它一千多年裸露在日晒雨淋之下怎么通体没有一个锈斑?也许印度古代已有发达的铸铁技术,但如果说当时的合金构造已达到千年不锈的水平则难于想象。还有,它到底是被哪个伊斯兰王朝搬移到这里来的?它显而易见地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号,为什么会被另一个宗教的统治者供奉?… …
拿着这些问题问印度朋友,他们大多哈哈一笑,不作回答。我遇到的印度朋友都对历史抱有一种“传说化”的态度,不愿意作任何确证,这与我们习惯的历史观念有太大的差别。要他们解释一种传说的可信性,拿来解释的材料仍然是传说。因此在印度古迹间旅行,常常有一种飘忽感。
只有一件事可以不必存疑:在这个巨大的院子里,可看的古迹森罗万象,高接云天,它的形体最小、最瘦、最不起眼。但惟有它,毫无锈斑地闪着亮光。没有它,整个遗迹现场显得太凄凉、太寥落了;而有了它,一切都被提掣起来,在干年金属上牢牢地打了一个结,再也不会散落。因此,它成了印度宗教文化遗墟上的画龙点睛之笔。受委屈的是它,被搬来搬去的是它,被一时趾高气扬的其他建筑俯视的是它,当四周的巨楼高塔全都色彩缤纷时惟一毫无涂饰的也是它。谁料天地无常,一切都变了,只有它似乎早早地悟透了一切,不争夺,不声辩,不趋赶,却也不自卑自贱,定定地站立着,不仅没有颓败之相,而且越来越光洁鉴人,毫无疑问它还会站下去,没有年代。
说到底,它是个觉悟者。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新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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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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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新德里前,我想了却一桩多年的心愿,去拜遏釜雄甘地的墓。
顺道经过庄严的印度门,停下,抬头仰望。因为我知道,这个建筑与甘地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逻辑。印度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英国参战而牺牲的九万印度士兵。仅仅这个说法,还不足以引起我对印度门的长时间仰望,因为在世界各地,这样的战死纪念碑太多了。牵动我感清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记载:这九万士兵牺牲前都以为,这样死命地为英国打仗,战争结束后英国一定会让我们印度独立,而战场上的英国军官也信誓旦旦,但等到战争结束,根本没刃肠回事,全都白死了。
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印度人民的心。
我细看了,印度门上刻着一个个战死者的名字,刻不下九万个,只刻了一万多,作为代表。整个门很像巴黎的凯旋门,中间都点着长年不熄的圣火。但凯旋门可以随意进人,任何人都可以献点花,印度门却不可以,有围栏和卫兵。印度门前是一条“国家大道”,直通远处的总统府。
甘地就是在英国不讲信义之后,领导民族独立运动的。他把以前英国政府授予他的勋章交还给殖民政府,发起了一场以和平方式进行的“不合作运动”来对抗英国。但是.人民喜欢暴力。尤其是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更是暴力不断。甘地便以长时间的绝食来呼吁停止暴力、争取和平。他的这种态度,势必受到各方面的攻击,有些极端分子几次要杀害他,而政府也要判他的刑,他则绝不抵抗和报复。
他说:“如果我们用残暴来对付邪恶,那么残暴所带来的也只能是邪恶。如果印度想通过残暴取得自由,那么我对印度的自由将不感兴趣。”
终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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