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第16章

早餐，看报，接见当天的首批客人。（我从她那儿学会享受嘴里含一块羊干酪喝甜茶。）先搂搂祖母才去上班的伯父每天一大早来看望她。我伯母送他上班后也抓着手提包来了。我上学前有短短一段时间，大家认为我该识字，我便照哥哥做的，每天上午拿着笔记本过来，靠在祖母的被子上，跟她学习字母的奥秘。我上学后发现，跟其他人学东西很没意思，我看见一张白纸的第一个念头不是写东西，而是在纸上画满黑乎乎的图画。这些读写课程进行到一半时，厨子贝吉尔便进来以同样的话问同样的问题：　
“今儿个我们招待这些人吃什么？”　
他问这问题时一本正经，仿如掌管着某大医院或兵营的伙食。我祖母与她的厨子讨论谁从哪间公寓过来吃饭，该做什么菜，然后祖母拿出她了不得的历书，里面有许多神秘资料和时钟图片。他们在“当日菜单”中找灵感，我则看着一只乌鸦从后花园的柏树枝头飞过。　
厨子贝吉尔尽管工作繁重，却从未丧失他的幽默感，他为家中每个人取绰号，上至祖母，下至她最小的孙子。我的绰号是“乌鸦”，多年后他对我说，因为我老是看着隔壁屋顶上的乌鸦，也因为我非常瘦小。哥哥跟他的玩具熊很要好，上哪儿都带着它，因此对贝吉尔而言，他是“保姆”。某个眯眯眼的堂兄叫“日本”，另一个很固执的叫“山羊”。某个早产的堂弟叫“六月”。多年来，他就这么叫我们，怜悯之情缓解了温和的嘲弄。　
在祖母的房间里——就像在母亲房间里——有一张双翼镜梳妆桌。我很想打开镜板，迷失在倒影中，但这镜子我不准碰。大半天都待在床上未曾起身的祖母这么摆桌子，让她能沿着长廊一路看过去，经过厨房通道、玄关，通过客厅，一直到眺望大街的窗户，监督家中发生的一切——进进出出的人，角落的对话，远处斗嘴的儿孙——却用不着下床。因为屋里总是很暗，镜子里某些特定活动经常暗得看不见，因此祖母得喊着问，比方说在客厅那张嵌花桌旁发生了什么事，贝吉尔随即跑进来报告谁做了什么。　
没看报或（偶尔）绣枕头套的下午，我祖母就跟尼尚塔石其他年龄相仿的女士一起抽烟，玩玩比齐克牌。我记得她们有时也玩扑克。她放扑克筹码的柔软鲜红的绒布包里另放有奥斯曼的穿孔古币，边缘呈锯齿状，刻有帝国时期的字母，我喜欢把这些古币拿到角落玩。　
牌桌上有位女士来自苏丹后宫，帝国瓦解后，奥斯曼家族——我不忍用朝代这个词——被迫离开伊斯坦布尔，后宫关闭，这位女士从后宫出来后嫁给我祖父的同事。我哥和我常取笑她的谈吐过分客气：尽管她是祖母的朋友，她俩却互称“夫人”，但当贝吉尔从烤箱给她们端来油腻的牛角面包和奶酪吐司时，她仍会兴高采烈地扑上去。两人都胖，但因为她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化并不以此为忤，因此处之泰然。假若——像是每四十年发生一次——我的胖祖母必须外出或有人邀她出去，准备工作得持续好几天——直到最后一步，祖母向管家太太卡梅求救，叫她上楼来使出全身力气拉紧她的胸衣系带。绑胸衣的场景在屏风后进行，看得我毛骨悚然——拉啊扯的，叫着：“慢慢来，姑娘，慢慢来！”美甲师同样使我迷惑。这女人早几天来访，坐在那儿几个小时，一盆盆肥皂水和好多种古里古怪的用具聚集在她周围。她为我敬爱的祖母涂上大红色的脚趾甲油时，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见她把棉花球放在我祖母的胖脚趾之间，使我既着迷又厌恶。　
二十年后，当我们住进伊斯坦布尔其他地区的房子时，我经常去探望住帕慕克公寓的祖母。上午去的话，我会看见她待在同一张床上，身边围绕着相同的袋子、报纸、枕头和暗影，室内的味道——由肥皂、古龙水和木头混合而成——也从未改变。我祖母身旁始终带着一本薄页皮面记事本，每天在本子里写些东西。这本她记录账单、回忆、膳食、开销、计划和气象变化的本子像一本奇异特殊的礼节书。或许因为读的是历史，她有时喜欢按照“官方礼仪”行事，但她的语气中始终带着讥讽。她对礼节和奥斯曼礼仪的兴趣有另一个实际结果——她每个孙子都根据某位战胜的苏丹命名。每回见她，我都亲吻她的手，而后她给我钱，我腼腆地（但也欣然地）塞进口袋里，在我对她说我母亲、父亲和哥哥的近况后，祖母有时把她写在本子里的东西念给我听。　
“我的孙子奥尔罕来访。他很聪明，很乖巧。他在大学读建筑。我给了他十里拉。愿神赐福，有一天他会功成名就，让帕慕克的家族名声再度受到尊重，如同他祖父在世的时候。”　
念完之后，她透过眼镜盯着我看，白内障的眼睛看起来更令人生畏，然后冲我冷淡而嘲弄地一笑，使我怀疑她是否在嘲笑自己，或者因为如今她已明白生命的荒唐，而我也竭力做出相同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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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欢乐单调的学校生活
［。小＾说）网）
我在学校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有些人是白痴，第二件则是，有些人比白痴更糟。我年纪太小，不能理解有教养的人应当对这种根本差距视而不见，同样的礼数也适用于宗教、种族、性别、阶级、经济和（近来的）文化差异可能引发的悬殊差别。因此每逢老师问问题，天真的我便举起手来。　
这情况持续数月后，老师和同学肯定多少察觉我是好学生，但我仍感到一种举手的冲动。现在老师已很少叫我，宁可让别的小孩也有说话的机会。尽管如此，我的手还是不由自主地举起来，无论我是否知道答案。如果说我是在装腔作势，就像一个人虽是日常装束，却佩戴一件华丽的首饰，那么不妨说我是因为崇拜老师而急于讨好。　
我在学校很高兴发现的另一件事是老师的“权威”。在家里，在拥挤杂乱的帕慕克公寓，事情从未如此分明。在坐满人的饭桌旁，大家同时发言。我们的家务事，我们对彼此的爱，我们的对话、用餐和听广播的时间，这些事情未曾有过争论——它们自行发生。我父亲在家没有明显的权威地位，而且经常不在。他从未骂过哥哥和我，也从未皱起眉头表示不满。后来他把我们介绍给朋友时称我们是他的“兄弟”，我们认为他有这么说的权利。我母亲是我在家惟一承认的权威。但她可称不上陌生或外来的暴君，她的威权来自被她疼爱的渴望。因此，我的老师对她二十五个学生的影响力使我迷醉。　
或许我把老师看成母亲，因为我一味想讨好她。“把两手这样并拢，安静坐下。”她说道，我的手臂便紧贴胸脯，耐心地坐着听一整堂课。但新鲜感慢慢消退，过不了多久，比别人先有答案或解出数学题不再令人兴奋，时间开始慢得使人厌烦，甚至完全停止流动。　
我的眼睛避开写黑板的傻胖女孩，她对每个人——老师、学校门房和她的同学们——都露出同样平淡而信任的笑容。我的眼光飘到窗外，飘到耸立在公寓建筑之间的栗树树梢。乌鸦落在树枝上。因为我从底下看，所以看得见后方的一小片浮云，云移动时不断改变形状：先是狐狸的鼻子，然后是一个头，接着是一条狗。我希望一直像狗，但是它继续赶路，变成祖母始终锁在陈列柜里的四脚银糖罐，使我渴望待在家中。一旦召回家中令人心安的寂静暗影时，父亲便从暗影中走出来，像是梦一样，然后我们全家到博斯普鲁斯小游。就在这时，对面公寓楼房的某扇窗子打开了，一个女仆抖着掸子，心不在焉地注视着我从座位上看不见的街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心想。我听见马车从鹅卵石路上碾过去的声音，刺耳的声音叫道：“艾斯克希——”女仆看着旧货商沿街走去，然后把头缩回去，关上窗子，但是之后，就在这扇窗子旁边，我看见第二片云，跟第一片云走得一样快，却是反向而行。但现在我的注意力被唤回教室，见大家都举手，我也迫不及待地举起我的手：在根据同学们的回答猜测老师的问题是什么之前，我已经隐约觉得自己知道答案。　
了解同学是不同的个体，并发现他们与我之间的差异，既使我兴奋，有时却又痛苦。一个忧郁的男生，每回在土耳其语课上朗读，都隔行跳着念，这可怜男生犯的错是不自觉的，正如同班上同学的哄笑也是不自觉的。读一年级时，班上有个把红发扎成马尾的女生曾坐在我旁边，她的书包里虽杂七杂八堆放着咬了一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