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第18章

痰吐止禁　
这项神秘条文鼓动我公然反抗，并立即往地上吐痰，但警察局就在总督官邸前方仅两步之遥，于是我只是不安地盯着它看。这下我可开始担心从喉咙喷出痰来，落在地上，即使我不情愿。但如我所知，有吐痰习惯的成年人跟一天到晚被老师处罚的那些愚蠢、怯弱、任性的小孩多半如出一辙。是的，我们时而看见有人随地吐痰或咳出一口浓痰，只因为没带面纸，但这情况不常发生，不值得用上如此严厉的条文，即使是在总督官邸外头。后来我从书上得知中国的痰盂，发现吐痰在全世界各地是寻常之事，于是自问他们在伊斯坦布尔何以想尽办法劝阻吐痰。（尽管如此，每逢有人提起法国作家维昂，大家想到的不是他的最佳作品，而是他写的一本书名叫“我在你坟上吐痰”的可怕著作。）　
或许尼尚塔石铺道上的警句铭刻在我记忆中的真正理由是，自动阅读机器内建在我脑中的同时，母亲开始积极地教我们外面生活的行为准则，也就是如何与陌生人应对。比方她劝我们别跟僻巷的肮脏摊贩买东西吃，在饭馆别点“考夫特”（肉丸），因为他们用的是最劣质、最油腻、最硬的肉。这类警告跟阅读机器印在我脑子里的各种告示全混在一起：“本店的肉皆冷藏于冰箱”。还有一天，母亲再一次提醒我们与路上陌生人保持距离，我脑子里的机器说：“十八岁以下不得入内”。电车后面有个告示写着“禁止吊在栏杆外，危害安全”，这也跟母亲的想法不谋而合。看见她说的话出现在官方通告中，我并不困惑，因为她也曾说我们这等人想都没想过吊在电车尾搭霸王车。市区渡船的船尾告示亦然：“禁止靠近推进器，危害安全”。当母亲“不可乱丢垃圾”的告诫成为官方公告时，字体歪七扭八的非官方涂鸦“乱丢垃圾者的妈”却使我困惑。当大家嘱咐我只能亲吻母亲和祖母的手，不可吻别人的，我便想起凤尾鱼罐头上面的字：“非手工制作”。“请勿攀折花木”或“请勿碰触”这两项告示都呼应了母亲在街头巷尾灌输的指令，而这些禁令与她不许我们用手指指点点的禁令两者之间或许有某种联系。但我哪能了解“请勿饮用池水”的告示所指的水池明明不见半滴水，或“勿践踏草皮”的告示放在只见泥污、不见一叶绿草的公园里？　
想要了解体现在这些告示中的“教化使命”让城市成为充斥着公告、威吓与谴责的丛林，我们便得看一看本市的报纸专栏作家，以及他们的“城市通讯员”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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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拉西姆与都市专栏作家
？小说、网
1880年代末的某天清晨——阿布杜勒哈米德展开他为期三十年的“专制统治”后不久——一名二十五岁的记者坐在巴比阿里小报《幸福报》的报社桌前。忽然间门倏地打开，一个戴红毡帽的高个子男人，身穿红色厚呢料衣袖的“某种军装”，大步跨入室内，他看了年轻记者一眼，喊道：“过来！”年轻记者诚惶诚恐地站起身来。“戴上你的毡帽！走吧！”记者跟着穿军装的男人坐上等在门口的马车，一同离去。他们默默地过加拉塔桥。才走一半，容貌俊美的年轻记者鼓起勇气问他们上哪儿去，然后静候答案。　
“去见巴司玛贝因席（苏丹的首席秘书）！他们叫我立刻带你去！”年轻记者在宫廷接待室待了一段时间后，坐在大桌前胡子花白的男人愤怒地看了他一眼。“过来！”这男人叫道。他面前摊着一份《幸福报》。他怒冲冲地指着报纸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年轻记者不懂问题何在，男人于是喊了起来：　
“叛徒！忘恩负义！我们该把你的头扔进臼里，捣成肉酱！”　
虽然怕得半死，记者还是注意到惹麻烦的是一位已故诗人的诗。诗中的叠句是“春天是否永远不来？春天是否永远不来？”他想解释，便说：“阁下……”　
“他还不肯闭嘴……去站在门口！”苏丹的首席秘书说道。记者站在外面浑身颤抖了十五分钟，再次被领进里面。但年轻人每回尝试开口说明他不是诗的作者，便再一次遭受愤怒的抨击。　
“自大狂！畜生！混账！无耻之徒！妈的！都去死吧！”　
当年轻记者领会到他不能发言，便鼓足勇气，拿出口袋里的印章，放在桌上。苏丹的首席秘书读了印章上的名字，立即明白这是一场误会。　
“你叫什么名字？”　
“拉西姆。”　
四十年后拉西姆在回忆录《作家与诗人》中讲述这件事，他说当首席秘书意识到属下带错了人，态度随即改变。“请坐吧，小兄弟，”他说；“你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他拉开抽屉，示意要拉西姆走近，递给他五里拉，说：“得了。这件事别说出去。”如此打发了他。拉西姆以他一贯的活力与幽默道出这一切：以日常小事增添故事的文采，成为他的特点。　
他对生命的热爱、他的机智以及专业带给他的喜悦——这一切使拉西姆成为伊斯坦布尔的著名作家之一。他能使吞没小说家坦皮纳、诗人雅哈亚和记事录作者希萨尔的后帝国忧伤，与他用之不竭的精力、乐观与兴致保持平衡。跟热爱伊斯坦布尔的每一位作家一样，他对其历史很感兴趣，也写过相关著作，但由于他谨慎约束自己的忧伤，因此不曾怀念“失落的黄金时代”。他不把伊斯坦布尔的过去看做神圣的宝库，也不去挖掘历史，寻找可能让他写出一部西式巨著的真实声音，他宁愿像城里大多数人一样，局限在当下：伊斯坦布尔是个有趣的居住地，不过如此而已。　
和他的大部分读者一样，他对东方西方的问题或是“推动我们的文明改造”不感兴趣。对他而言，西化产生了新一批装腔作势者，其矫揉造作的新姿态是他乐于揶揄的对象。他本身在青年时代的文学活动——他写过小说和诗，但两项努力皆未成功——使他对任何暗示卖弄或狂妄的事物皆表怀疑，开尖刻的玩笑。他嘲弄自命不凡的伊斯坦布尔诗人念诗的种种方式，他们模仿高蹈派和颓废派诗人，甚至拦下路人作即兴演出，他的文人同胞们有办法把任何对话直接引到他们自己的生涯问题，于是你立即感觉到他在他自己与西化的精英之间划上某种距离，这些精英跟他一样，大半住在巴比阿里出版区。　
但拉西姆却是作为报社专栏作家——或以当时流行的法语词“feuilletoniste”称之——找到了自己的声音。除了心血来潮的牢骚，偶尔假装的兴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说到底，国家的压迫和审查制度使政治成为一种棘手、时而不可能成立的主题（他喜欢详述他的专栏有时遭受非常严厉的审查，仅留下空白处），他反而让城市成为他的主题。（“假使政治禁令及其褊狭意味着找不到东西谈论，那就谈谈市议会和城市生活，因为大家向来喜欢读这些东西！”出自一位伊斯坦布尔专栏作家的此一忠告，已有上百年历史。）　
就这样，拉西姆花了五十年的时间书写伊斯坦布尔的种种现象，从各个种类的醉汉到贫民区的摊贩，从杂货商到杂耍艺人，从博斯普鲁斯沿岸的美丽城镇到喧闹的酒馆，从每日新闻到贸易展，从游乐园到草原和公园，市集日和每个季节的独特魅力，包括冬季乐陶陶地打　
雪仗滑雪橇，还有出版情况、八卦消息和饭馆菜单。他爱搞列表及分类法，他善于观察人们的习惯和癖好。好比植物学家对森林里的各种草木感到振奋，拉西姆对推动西化的种种表现、移民问题和历史巧合亦有相同感受，这一切每天都为他提供新奇古怪的写作材料。他劝年轻作家在城里闲逛时“随时带着笔记本”。　
拉西姆在1895至1903年间所写的专栏佳作收录于《城市通讯》一书。他从不自称为“城市通讯员”，除非以嘲弄的口吻道出。他借用1860年代法国的做法，抱怨市议会，观察日常生活，为城市把脉。1867年，纳默克？凯末尔——后来成为现代土耳其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不仅崇拜雨果的戏剧与诗，还赞赏其浪漫的好斗心——在《蓝图报》上发表一系列的信，述说伊斯坦布尔斋戒期间的日常生活。他的信，或称“城市专栏”，定下了基调，后人跟他一样采用平常书信所用的信任、亲密、同谋的口吻。于是，他们将全体伊斯坦布尔人称呼为亲戚、朋友、爱人，从而成功地把城市从一串村子变成臆造的整体。　
其中一名记者，号称“有见识的艾丰迪”，因身为《见识报》的发行人而被如此称呼（他在宫廷赞助下发行报纸，因此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