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南开》第25章

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文心雕龙》《唐宋词一百首》中的某些篇目、片段等等，都玩命地背了一些——这些，对于过去的读书人来说，都是四五岁就开始背诵的童子功，可我们20多岁才开始“恶补”。幸哉？悲哉！　
所以，我在南开上了4年学，也就是说在天津生活了4年，毕业离开时，根本说不出天津的东西南北，搞不明白小白楼和南市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们班大部分同学也都如此，也就是上体育课时游游泳、滑滑冰，平时很少娱乐，连吃饭都是匆匆忙忙的，一进食堂尽拣短的队伍排，一门心思发奋读书，真像从精神到身体，都虔诚到家模范到家彻里彻外的苦行僧。　所以，图书馆门前才会每天早上都拥满了人，要在一开门时就冲上去占座，稍晚一会儿就没地方了。这也是因为当时全社会都有苦读风气，跟今天人人都在谈赚钱、谈歌星影星明星、谈养生健美化妆术一样。当时书店门前经常排起长龙，一排就是三五里地，什么《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哎呀多了，都是那时排长队买回来的。多少年没见过这种书了，一开禁，人人都兴奋得像小孩子买炮仗一样，抢着买，比着买；买回家来，全家老少个个笑逐颜开，争着读，不撒手。回想起那日子，真像天天下金雨似的，舒心，痛快！我记得清清楚楚，一套13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一共才13多元钱，是母亲抢购回来的。她进家时神采飞扬，眉毛扬得高高的，眼睛放着光，简直就像是把大英帝国的皇杖拿回来了的感觉！那时的书价是多么便宜噢，悔不当初，我怎么没把新华书店搬回家呢？
不过说真的，那时我们没钱，而且，差不多全国人民都没钱。“文革”结束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国家穷得什么都发票，连瓜子都是过春节才配给二两，今天说起来，连我们自己也疑疑惑惑地不敢确信是不是有过那回事。老百姓们个个穷得窝头咸菜劳动布，要买一辆自行车，得全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少吃一口赚一口，攒上好几年的钱，才能梦想成真。　我还好，有8年工作挣的钱垫底，又赶上国家对“七七级”和“七八级”实行带工资上大学、连续计算工龄的特殊恩宠政策，每月可以领到二级工的4171元工资，又没有家庭负担，在班里，就算是地主资本家了。又加上那时大家都一门心思读书，没有现在的吃喝风气，也没有这时装那化妆品的大举入侵，所以有钱就买书，出手时可以不必锱铢必较，有用的和喜欢的都放手买，因此，我那时还真存了不少书，像6卷本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6卷本的《中国通史》、4卷本的《中国历代诗歌选》、3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等等，毕业时运回北京好几纸箱，一直到今天都还在用。当时国家还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对家境贫寒的学生，每个月发给生活补助，共有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等是2250元，根据每个学生家庭的平均收入数评定。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员，每月由我去学校领回助学金发给大家，所以，我很清楚许多同学的经济状况，实在是非常窘迫。　班里有一半以上来自农村，华北、西北一带偏多，最远的有青海、新疆、西藏的。这些同学大多是男生，每月2250元的助学金，除了吃饭，买日用品、衣服、参考书以及一切零用之外，还要把每年回家探亲的路费省出来。这就是说，他们得自己负责自己的生活，不能再去跟家里要钱了。还有更贫困的，比如f同学，听说他家里只有老父亲和一个妹妹，上学前主要靠他挣工分养家，现在他不能挣工分了，父亲和妹妹的生活就成了问题，他每月还要从那点助学金中省下一些接济家里。今天想来，简直不知他是怎么熬过来的！1998年，我随中国文联代表团去新加坡访问，抽空到同班r同学家去做客。r比我小6岁，来自河北农村，是一个淳朴诚实、勤奋有志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第一次独自离家在外生存，感到很寂寞很无助，在班里就认我做了姐姐。他已落户新加坡好几年了，如今，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了四室两厅的房子，有了汽车，娶了爱妻，生了娇女，日子过得富足、愉快。　我坐在他宽敞的客厅里，他兴奋地跟我叙着旧，依然是那个淳朴诚实、勤奋有志的弟弟，一点儿也没有变色。叙着叙着，他突然告诉我，4年大学生活留给他最深的印象是挨饿，“在学校时，就靠那么点儿助学金，根本不够吃，老觉得饿、饿、饿，可把我饿坏了！”我浑身一激灵，霍然变色，凄然问：“当时怎么没听你说过，为什么不告诉我？”他喃喃道：“哪儿好意思？……”　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心里还楚楚作痛，自责我枉担了姐姐的空名。可是即使这样，我们班所有的同学，男生女生，老的少的，全都悲壮地艰难地用功地发奋地玩命地读着书，没有一个打退堂鼓，没有一个吊儿郎当混日子，没有一个虚度了4年的时光。真的，眼见着，我们的水平在提高，就拿我那位r弟弟来说，初进校时，写的文章还很幼稚，等毕业时再看，已经老道得叫我吃惊了。现在他在新加坡，于工作之余，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为此，他的爱妻在自己的娘家人面前，骄傲得像个公主。教过我的各科老师都曾发自内心地评价说：“七七级”和“七八级”这两届学生，对于中文系来说，很可能是空前绝后的。　我的脚踏在梯子上是最上一级，　每一级是一束年岁，　一步比一步代表更大的一束，一切在下的都正常地走过去，而我仍然在往上攀登。　（惠特曼：《自己之歌》）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也只是南开的匆匆过客，南开的主人南开的基石南开的精魂南开的主宰，还是我们的老师们。毕业十多年来，我曾几次找机会回到魂牵梦萦的南开园，去重新感觉走进校门的快乐，重新寻觅当年的足迹，重新体味一间间教室所辐射出的吸引力，重新抚摸新开湖的滢滢碧水。最主要的，是去探望那些亲爱的老师们。南开有着极棒极出色的一个教师群体，我从他们那里终生受益，至今心心念念，有一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殷殷亲情。　初上宋玉柱老师的现代汉语课时，大家都没重视。况且，宋老师一上来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板着硬脸，很严厉地斥责我们班上一位逃课的男生：　“进大学，是叫你们读书来了，不是让你们写小说来了！不好好上课，躲在宿舍里写小说，歪风邪气！不想上课的，退学！把位置让出来，有的是人想进来呢！”　当时倒抽一口冷气：这老师可真够厉害的！心里多多少少产生了抵触情绪，因为谁上大学不是冲着作家梦来的？何况当时新时期文学又是初露端倪，写小说之风特别兴盛，像我，上大学之前就已经写了好几年，发表过两篇了，怎么舍得就此罢笔？再说，我从小学起就讨厌语法，什么“主、谓、宾、定、状、补”，多么枯燥，不懂它们怎么了，那么多作家不照样写小说？全照它的模子套，还写不出来了呢！　可是本能又告诉我，宋老师说的可能是对的，搞创作，上完大学还可以继续，眼下这课可是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自己的基础本来就差，再不全心全力上课，一辈子都会跟不上趟。我当时心里矛盾得很，不知道怎么办好？谁想宋老师不仅毫不客气地训我们，还苦口婆心地教，还讲究方式方法，更有高超的教学水平，没几天，也不知是怎么搞的，就把我们全班大大小小一股脑儿全装进他的“牢笼”里，我们全成了他的“俘虏”。他讲课的时候，也不声高也不卖弄也不急躁也不斥责也不喋喋不休也不拳打脚踢，而是不急不慢不温不火循循善诱出神入化的，就把我们领进了现代汉语语法的宏伟殿堂。这时候再看“主、谓、宾、定、状、补”“偏正结构”“把字句”，不但不再使我们绕着脖子也弄不明白因而厌烦之痛恨之，反而成了吸引我们钻进去探险的“仙人洞”。有一阵子，同学们特爱在一起分析汉语“玩”，有的同学还“玩”上了瘾，后来，居然就将它选择为终生职业。于今想来，20年都过去了，我还是没搞明白，当初宋老师到底给我们施了些什么“魔法”，怎么就让我们全体乖乖地心甘情愿地跟着他完成了这门功课？可以说，现代汉语语法是我在南开4年里学得最好的一门课，实实在在学到了东西，吃进肚子里面去了。当我大学毕业进光明日报社以后，正赶上报社不少同志补上夜大学，他们拿来了不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