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归线》第64章

由于菲尔莫在我住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不得不经常见到他们，不管是不是想见。我几乎每天晚上同他们一道吃饭，当然饭前少不了喝几杯茵香酒。吃饭时他们不断大声吵，这很令人尴尬，因为有时我得站在这一方，有时又得站在另一方。比如说，在一个星期日下午，一起吃完午饭后我们来到埃德加一基内林荫道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这一回异常顺利，我们三人并排坐在里面一张小桌子边，背对着一面镜子。吉乃特准是动了感情还是怎么的，因为她突然变得十分多情，当着众人的面爱抚、亲吻起菲尔莫来，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做得很自然。他们刚刚长久地拥抱完，菲尔莫说了她父母一句什么，她认为这是侮辱，马上气红了脸。我们想叫她平静下来，便说她误解了那句话，然后菲尔莫又低声用英语对我说了句什么——似乎是说要我奉承她几句。这足以使她彻底大动肝火，她说我们在取笑她。我又说了一句不太好听的，更使她气得不得了。菲尔莫便想说句话，他说，“你的性子太急。”说完他想拍拍她的脸蛋，她却以为菲尔莫举起手来是要扇她耳光，便用她那只乡巴佬的大手朝他下颚上响亮地抽了一记。菲尔莫一时惊呆了，他没有料到会挨这么狠的一巴掌，这一下很痛。我看到他的脸变得惨白，接着他从长椅上站起来“叭”地狠狠扇了她一巴掌，差点儿把她从椅子上揍下来。“给你一下！这一下叫你放规矩些！”他用不连贯的法语说。一阵死一样的沉默，然后她像暴风雨一样爆发了，抓起眼前的白兰地酒杯狠命朝他掷来。杯子砸在身后的镜子上，碎了。这时菲尔莫已经抓住了她的胳膊，但她又用另一只手抓起咖啡杯摔在地上。她像一个疯子一样乱扭乱动，我们用尽力气抓住她。这时店老板当然跑来了，叫我们快滚。“流浪汉！”他这样叫我们，吉乃特尖叫道，“对了，流浪汉，就是流浪汉！脏外国佬！恶棍！土匪！居然打一个怀孕的女人！”周围的人都在怒视着我们，一个可怜的法国女人和两个美国流氓、匪徒。当时我想不打一架恐怕是逃不出那地方了，这时菲尔莫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吉乃特冲出门，留下我们去挨人骂。临出门时她转过身来举起拳头嚷道，“我会找你算帐的，你这个野人！等着瞧吧！没有哪一个外国人敢这样对待一个体面的法国女人！哼，不行！这样就是不行！”
这时我们已经给老板付了酒钱和打破的杯子钱，听到吉乃恃这番话他便觉得自己有义务向吉乃特这样一个法国母亲的杰出代表表现一下他的勇敢无畏，于是他毫不费力地朝我们脚下啐了一口，把我们推出门去。“吃屎去吧，你们这些肮脏的流浪汉！”他这样说或是说了一句别的什么诙谐话。
到了街上，而且并没有人向我们投掷东西，我这才悟到这件事有趣的一面。我自己暗想，说不定把这整个事件恰如其分地扬到法庭上倒是一个很妙的主意呢。整个事件！把伊韦特的小故事当作小菜端出去！法国人毕竟是有幽默感的，兴许法官听了菲尔莫的陈述后还会解除他们的婚约呢。
这时吉乃特正站在街对面向我们挥舞拳头，还使足了劲大骂。行人站下听她骂，分成两派，一遇到街上吵架他们总会这样。菲尔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撇下她走掉还是过去哄她。他站在街中央，两只胳膊伸出来，企图插嘴。吉乃特还在喊，“土匪！野人！你们看，下流胚！”还有一些别的恭维话。后来菲尔莫朝她走去，大概她以为他要再好好揍她一下，便飞快地沿着街溜了。菲尔莫回到我站的地方说，“走，咱们悄悄跟着她。”我们出发了。身后跟着一小群人。她走一段路便回头朝我们晃晃拳头，我们也不想追上她，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她走过那条街，看她打算干什么。后来她放慢了脚步，我们便穿过马路来到街道另一侧。现在她不喊叫了，我们仍跟着她，距离越来越近。现在我们身后只剩十来个人了，其他人都已失去了兴趣。待我们快走到街角时她突然站住了，等我们走近。菲尔莫说，“让我来说，我知道怎样对付她。”
我们一走过去她便泪如泉涌了。至于我自己，我不知道她这是要搞什么名堂，所以后来我有点儿吃惊——菲尔莫走上前去用委屈的声调说，“那样做象话吗？你为什么要那样呢？”一听这话她便张开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称他是她的小这个、小那个，然后她转向我恳切他说，“你看见他怎样打我了。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合适吗？”我正要脱口说很合适，菲尔莫抓住她的胳膊领她走了。他说，“别再说了，你若再闹我就在大街上揍你。”
我原以为又要重新吵起来了。她眼中仍有怒火。不过她也有点儿怕了，很快怒气就平息下去了，但是在咖啡馆里坐下时她轻声冷酷地说，他别以为她这么快就会忘掉这件事，过一阵他还会听到的……也许是今天晚上。
果然她没有食言，第二天早上我碰到菲尔莫，他的脸和双手全被抓破了。看来她一直等到他去睡了才一言不发走到衣柜那儿，把他的衣服全掏出来扔在地上，一件件全撕成了一条条的。以前这类事情也发生过几次，事后她又把它们补好了，所以菲尔莫没有表示什么。这种态度更使她怒不可遏，她要用指甲抓破他的肉，这一点她尽力去做了。由于怀孕了，她在某种程度上占了上风。
可怜的菲尔莫！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吉乃特把他吓坏了。假如他威胁说要逃走，她便针锋相对地威胁要杀了他，而且她全是当真说的。她说，“如果你去美国我就跟去！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一个法国姑娘总是知道如何报仇的。”接着她马上又哄他“放明白点儿”、“明智些”，等等。一旦他们有了那间文具店，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美好。他连手都不用抬，她会把全部活儿都包下来。他可以呆在铺子后面写作，干他想干的事情。
这件事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大约几个星期，像玩跷跷板似的忽起忽落。我尽可能躲着他们，我对这件事早已厌恶了，对他俩都很反感。后来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我正从里昂信贷公司门前走过，从台阶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菲尔莫。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因为我躲着他躲了这么久，多少总有点儿内疚。我以比一般的好奇更关切的口吻问他事情怎么样了，他很含糊他说了两句，话音里有一种绝望情绪。
他以一种古怪、不连贯、可怜巴巴的调子说，“她只允许我去一趟银行。我只有大约半小时，不能久了，她记着我出来的时间呢。”说完他捏住我的胳膊，似乎是要带我赶快离开那儿。
我们沿着里沃利街往前走，这是很美的一天，暖和、晴朗、阳光明媚——是一年里巴黎最漂亮的几天之一。一阵和煦的微风吹来，刚好能吹走你鼻孔里滞留的气味。菲尔莫没有戴帽子，从外表看他很健康，像一位低着头走路的普通美国游客，口袋里的钱叮当乱响。
他平静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得帮我一把，我没有法子，我掌握不了自己。只要能离开她一段时间，或许我会好起来的。可是她不让我走开，只许我上一趟银行，我得取些钱。我跟你走一段，然后就得赶回去，她会做好午饭等我的。”
我静静地听他讲，心里暗想他的确很需要有人把他从这个深渊中拉出来。他已经完全陷进去了，他的勇气完全丧失殆尽了。他真像一个孩子，像一个天天挨揍仍不知道如何做才好的孩子，只会畏缩和发抖。我们在里沃利街的柱廊下拐弯时，他开始长篇大论地破口大骂法国。法国人叫他受够了。他说，“我以前常称赞法国和法国人，不过那都是文学作品中的事。现在我才算是了解他们了……我了解他们究竟如何了。他们残酷、贪财。起初法国显得妙极了，因为你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过一段它就会叫你生厌，其实它骨子里全死了，没有感情，没有同情心，没有友谊。他们自私到了极点，是世界上最最自私的民族！他们什么也不想，只想钱、钱、钱，而且他妈的那么文雅、那么中产阶级化！正是这一点使我气得发疯，一看见她补我的衬衣我就恨不得用棍子揍她。总是补、补，节俭、节俭。
‘要节俭！’我听见她整天只说这一句话。到处都能听见人们说，‘理智些，亲爱的！理智些！’可我不想理智，也不想符合逻辑。
我恨这个！我想摆脱束缚，我想享受人生。我想干点儿事情，不愿成天到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