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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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教育和劳工政策方面将享有自主权，同时获得比联邦其他各州更大的保留权力。
新加坡将保留大部分的州税收。
成了新加坡公民的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将受到保障。
奥勒斯胆子小
11月20日，阿末·依布拉欣提出动议：〃本议院确认，马来亚所有真正爱国者的首要目标，是让新加坡和马来亚联邦合并，使两地重归统一。〃社阵慌了手脚。他们看着合并在加速进行，看来难以阻挡，便采取阻挠的手段，拖延会议的进行。在两天当中，李绍祖医生连续不断地讲了七个半小时的话。在讲了半个小时过后，他开始胡扯一通。他有一帮写文章的人在反对党休息室里写出许多重复无聊的东西，然后由社阵议员送进议院会议厅交给他。很多时候他甚至连写给他的东西都读不出来。当时我们不晓得他故意把会议拖拉一天或两天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们不必应付任何期限。最后杜进才、我和其他部长就程序问题站起来问议长奥勒斯爵士，是否应该让李医生喋喋不休地重复下去。但是奥勒斯胆子小。令我们吃惊的是，共产党人居然能够使他害怕到这个程度，以致尽量放宽限制，让社阵可以把辩论拖下去。我们决定下届选举胜利的话，要选个胆大的议长。
但是李医生的冗长发言，反而使许多好的论点湮没在废话之中。他的一个最有力的论点是新加坡不能按选民人数的比例在联邦国会里获得应有的代表权。他说，新加坡在100个议席里应该获得25到30个议席，却只得到15席。我解释说，我要求19个议席，东姑最多只愿意给15个。吉隆坡和马六甲都只分配到15个议席。
但我遇到的主要困难并不在此，也不在完全合并的问题上。新加坡人民无论如何都不要完全合并，主要的困难在于公民权问题。李医生形容联邦在婆罗洲娶三个老婆，新加坡不是第四个，只是个情妇。情妇的所有子女都被看成私生子，享受不到联邦公民权。这个论点击中了要害。人们怀疑〃马来西亚国民〃跟〃马来西亚公民〃不一样，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这使社阵获得了理想的争议点，用以加强他们本来就决心进行的捣乱运动。
华校中学生抵制会考打断了这场辩论。l1月29日，教育部政务次长、执政党党督李炯才在教育部外面被学生纠察员阻拦，无法离开办公室到立法议院出席会议。拉惹立刻在议院提出动议，要求警察确保拦阻他的人受到法律的制裁。动议以43票赞成，3票反对获得通过；社阵让纠察员静悄悄地解散了。这次事件是在6月间便开始的。当时教育部长建议统一英文、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的会考制度，对华校生来说这是改变。过去他们初中考试不及格还能上高中，我们现在要求他们先考到中学文凭才能考高级文凭。受共产党影响的人开始反对新制度。11月27到28日，事情发展到最高潮，3o0人在考试中心外面进行纠察，手拉手阻止其他学生参加会考。
这是共产党人设法制造的部分混乱。他们要使华校生采取行动，就像过去对付林有福那样。但是我们避免动用警察驱散纠察员。我们告诉所有家长，如果他们的子女错过工会考，那就要等上一年才能再参加。我们建议由警察保护他们的子女突破纠察员的阻拦去参加会考，结果是60％的学生参加了会考。我没有像林有福那样让共产党人得以乘隙而入，他们无法在这个问题上煽动群众。报纸上，包括华文报，刊登了警察护送家长和学生的照片。他们推开在场的纠察员。这些纠察员像歹徒那样用手帕蒙住脸的下半部，以免被政治部拍到照片。
我从来不让共产党人利用华族语言、教育和文化等课题。芝和我决定让子女接受华文教育，使我在这方面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样一来共产党人便无法利用这一强大的武器来对付我。他们不得不寻找其他手段，比如针对我的中产阶级背景。但是这样做所能激起的感情力量，跟把敌人描绘成破坏中华文化大不相同。
然而在公民权的问题上，尽管他们的论点基本上站不住脚，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反击。他们不再要求完全合并，而是强调新加坡人将沦为二等公民。我叫东姑反驳社阵所提的，关于吉隆坡有权下令使新加坡公民自动成为联邦公民这一点，那对事情就会有帮助。但是东姑却保持沉默，所以我们才遇到问题，只能请拉惹出动多批人员传达我们的信息。
经过13天冗长乏味、一再重复的辩论后，白皮书里有关协议项目的动议才在12月6日付诸表决。结果是33人支持（包括巫统两名议员，新加坡人民联盟三名议员和一名独立议员），18人缺席，没有人反对。我相信，由于社阵已经表明要合并，他们因而认为与其投票反对协议项目，不如缺席来得方便。1962年1月24日辩论了第二项动议，内容是原则上支持东姑的建议，建立由马来亚11州、新加坡和文莱以及沙捞越和北婆罗洲组成的马来西亚联邦。1月30日表决，35票赞成（人民行动党、巫统和新加坡人民联盟），13票反对（社阵），3票弃权（王永元的人民统一党），马绍尔和另外两名议员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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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合并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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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
12月中旬我到吉隆坡逗留了四天，这回到东姑的官邸跟他住在一起。他刚从伦敦回来，心情愉快。他正在扩大地盘，而他让新加坡加入的条件使马来人能够继续占多数，也使他得以维持在联邦建立起来的马来人的支配地位。同时，他也消除了对必须吸收更多华人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恐惧。
我是单独到吉隆坡去跟他进行私下会谈的……没有官员在场，没有部长在场，没有人做记录。那是东姑认为最自在的方式，因为在履行君子协定时，他总是选择机动灵活的处理方式。会谈后我告诉报界，东姑希望马来西亚在1962年8月成立，以后的国庆日可就都是吉祥的好日子。他说过，八是他的幸运数字，所以选择了8月31日为马来亚独立的日子。8月就取它有个八；31是三加一，等于四，那是八的一半。
后来我从他战前在伦敦留学时期的朋友口中知道，他希望我住进官邸宾馆，想进一步了解我的为人、生活习惯和性格。他已经得出结论，我〃不是坏人〃。我在浴室里唱歌，所唱的歌曲他喜欢，像流行一时的轻快的印尼歌曲《白鹦鹉》。我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喝啤酒、葡萄酒，甚至喝威士忌，也喝点白兰地（那是东姑最喜欢的……三星轩尼诗）。他认为我不是危险的共产党人。事实上我和常人无异，容易相处，年轻，太聪明了点，不讨他喜欢，时常有很多主意。除此以外，倒还可以。我跟他合得来，一个最大的优势是我会讲马来语，跟他的夫人莎丽花·罗兹雅谈得很投契。莎丽花是个阿拉伯裔马来妇女，也是东姑的吉打同乡。芝的马来语也不错，这更让他觉得我的出身没问题。这证明我们实际上是马来亚人，不是华族沙文主义者。
跟东姑谈判需要特别的技巧。他看过档案之后，不喜欢坐下来面对面地争论，而只做重大的决策，决定事态发展的方向，烦琐的细节留给副手敦拉扎克……敦拉扎克能干、勤劳，做起事情来一丝不苟。所以有什么事过不了马来亚官员的关，又找不到有关部长或敦拉扎克来解决，我就不得不找东姑。那就是说，在天南地北闲聊或午餐时提一两句。他喜欢烹饪，厨艺不错，午餐经常自己下厨，烤羊肉和牛肉。午饭过后他总要小睡片刻。我时间太多，会到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练球场打上一两百个球，等他睡醒。下午四点半我们会打九个洞的高尔夫球。在打球间隙或吃晚饭前，趁他心情好的时候我会提出问题。就这样，一件事情可能要花上四天的时间，天天得陪他吃喝，打高尔夫球，跟他一起参加晚宴和婚礼。为了等待好时机，我曾经多次陪他到槟城、怡保或金马仑高原。他一向心平气和，几乎总是那么安详宁静，但是一发现危险就变得很激动。他曾告诉我，他不允许任何人逼他做出决定，因为不冷静和心情不轻松的时候，他可能犯重大的错误。遇到压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