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独立路》第52章

他曾告诉我，他不允许任何人逼他做出决定，因为不冷静和心情不轻松的时候，他可能犯重大的错误。遇到压力他会推迟做出决定，可一敲定决不反悔。
东姑喜欢赢
在吉隆坡工作表现不错的最高专员都了解他的情况，尤其是澳大利亚的汤姆·克里奇利和英国的杰弗里·托里。他们迁就他，跟他打高尔夫球，玩扑克牌时克里奇利有时会在几个月内输几百块钱给他……不算多，可也不太少。东姑喜欢赢，也就是不喜欢输，这是他贵族出身的习性。这我倒不在意，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澄清我们之间达成的协议要点。但是玩扑克牌我心不在焉，他赢钱也得不到满足感。有一回，我接了新加坡打来的第三个电话，输了两三百块钱。他说：〃光耀，集中精神玩牌，我不喜欢在你精神不集中的时候赢你。工作可以拖到明天。〃我笑起来，我说：〃东姑，我接电话的时候，知道你下了15块钱注，猜测你有三张王牌，我手上的牌应付不了，所以认输。〃他并不满意，他要我在做出最大的努力之后赢我。
打高尔夫球的情形可不一样。东姑的让杆数是24，要打足让杆数；我的让杆数是12（后来减到九，对我不公平），实际上我的是15。他又选好手搭档，所以要赢他很难。尽管如此，有一回令我难忘的是，还剩七个洞没打，我和搭档已经赢了八个洞；东姑觉得没趣。当时在皇家雪兰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穆尔怪我没心眼。
他的朋友也投其所好。在马场里，如果他没下注的马胜出，有人便会掏出一些票对他说：〃东姑，我替你买了这些票。你的马参赛时，我知道你不会买这匹马，但知道它会赢，所以替你买了。〃这一来，尽管东姑的马跑输了，离开马场他还是赢了几百块钱，这一天他过得很开心。
他为人不错。但他是个王子，了解什么叫权力，也善于运用。他手上没拿大棒子，却有许多打手，在他装着看不见依然显得很仁慈的时候，替他动手。他不信任谁谁就倒霉。但如果他信任你，你又没辜负他，他总会以皇室对待忠心随从的方式，设法帮助你，就像他对待林有福那样。林有福下台后，东姑委任他为马来亚驻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当林有福在一个脱衣舞俱乐部失踪了几天，要劳动警方寻人，大出洋相，最后不得不辞职时，东姑调他到沙特阿拉伯吉达市一个伊斯兰教组织任职（林有福已改信伊斯兰教）。这是他协助陷入困境的朋友的做法。
幸好对我在新加坡的危险处境，他抱着同情的态度。共产党人对我们的攻击从来就没有停歇。虽然工人和警察之间没有发生冲突或暴乱，但是工潮此起彼落。1962年1月11日，反对党在吉隆坡下议院向东姑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问他既然新加坡的工会领袖跟马来亚的工会领袖不一样，似乎是〃在闹事中壮大〃，合并后情形会如何。东姑回答说，新加坡在一个月内发生的罢工事件比马来亚三年还多，但他会设法减少罢工的次数，使新加坡人更高兴。他带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们的内部安全部长说他晓得怎么做，全国都支持他。〃
担心沦为〃二等公民〃
这是一把双刃的剑，对新加坡那些信心不足的人来说，这有助于表明东姑对合并即将到来充满信心，合并后他会通过伊斯迈医生对付共产党人。不利的是，社阵会因此而更加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阻止合并的到来。不过他们没有恢复暴力活动，而是希望利用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担心沦为〃二等公民〃这件事，煽动他们投反对票。
说华语或方言社群的传统领袖（包括中华总商会的领导人），建议我向社团的会员们发表谈话，澄清合并的问题。我同意了。1月13日，我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会见来自400个行会、会馆和工会的100o多名代表。大会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主持，他叫高德根，51岁，是个成功的树胶商人。就像其他商人一样，他害怕共产党人。他在马来亚有经济利益，他的树胶就是来自马来亚。他不支持共产党人。往后几个月我比较了解他，发现他通情达理，对新加坡华裔社群的前途非常关注，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他们，
我花了三个小时回答问题。听众多数是实事求是的商人，对我并未抱着敌对的情绪。共产党人无法大批拥进会场，支配不了大会。我对许多问题的回答引来听众的笑声。结束前我谈了华人在东南亚的发展史，指出许多宗乡团体在照顾华族移民的福利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反应很好，我在掌声中坐下来。不出我所料，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关系到公民权。这是最自然不过的。正如中华总商会一位董事提醒听众，他们曾经极力争取新加坡公民权、争取实行多种语言制度和平等对待各教育源流，因此急于知道合并会怎样影响这些问题。我告诉他们，如果我们像社阵所建议那样，要求完全合并，33万新加坡公民会丧失一切公民权利。后来，曾经在1955年大选中跟我对垒的蓝天再度对我们所提的替代办法质疑：在我们同东姑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加人马来西亚之后，60多万新加坡公民为什么不能享有同样的权利？我解释说，所有马来西亚国民，无论是新加坡公民还是联邦公民，权利都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新加坡公民在新加坡选出自己在联邦国会的代表，联邦公民则在联邦投选。（事实上，东姑的目的是不让新加坡公民在马来西亚其他地方投票。）但是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耿耿于怀的问题依然没解决：如果没有差别，为什么东姑不同意用人们更熟悉的〃公民〃这个词，而要用〃国民〃？
两者不同的问题是我所需面对的。而几天前马来西亚团结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表声明说，婆罗洲地区的原住民将能享有联邦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根据法律会自动成为马来西亚的〃创建公民〃，这就强调了〃公民〃的地位比新加坡的〃国民〃地位来得高。这使我更难说服他们。
我们必须迅速行动。社阵宣布赞成完全合并，是犯了严重的策略错误。一旦他们知道赢不了，很可能决定全面制造混乱，而不是接受马来西亚并从政坛上消失。他们可能要战斗到底。这样一来，警察和军队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如果这一切是在合并实现之前发生，动用到英国军队，就会产生更多的愤恨，因此我建议东姑通过一些过渡时期的安排，对新加坡的治安负起责任，使马来亚军队可以开到新加坡来应付麻烦。我们讨论了不同的方案。1月31日，我就这个课题跟薛尔克谈了很长的时间。他说，合并前东姑不可能负起内部安全的责任，必要时我必须准备动用英军镇压闹事者。
另一方面，社阵制造麻烦的潜力并未减弱，因此我急于采取对策。我的急躁和与众不同的性格把东姑惹火了。我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东姑一旦决定让新加坡加入联邦，他对待我的态度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是吉打皇室的王子，生来就有等级观念。只要新加坡还是处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外，他就会把我看成友好邻邦的领袖，地位比他低，但他愿意以礼相待；现在我就要成为他的联邦的一分子了，而他习惯有一群侍从唯唯诺诺地围绕着他。
当我告诉东姑，我打算到德里、开罗、贝尔格莱德、伦敦、莫斯科和北京进行访问时，他再也受不了了。他吓坏了，认为我是在跟他的敌人来往，这样做很危险。他觉得我让人以为苏联和中国领袖是伟大的人物，而事实上他们是要破坏马来亚稳定的坏人。我把理由告诉他：一旦访问过这两个国家，受到两国领袖的接见，我将会更有资格告诉人民，我更加相信共产主义制度不适合新加坡和马来亚。但是东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我将成为他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他不要马来西亚有任何人同共产党人友善交往。我跟他争论令他恼火。最后我得出结论，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跟他冲突。
他的怒气尽显无遗。3月25日，他在新加坡抨击极端分子把新加坡岛看成〃小中国〃，反对合并，为此脱离了人民行动党。他说，如果他们想制造麻烦和流血事件，最好根本就不要合并，但是这样一来，为了马来亚自身的安全，他就会封闭长堤。他也说，另一方面，只要极端集团尊重法律，在联邦的宪制范围内行事，合并后他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因为马来亚境内的极端分子比新加坡还要多。
这是东姑的典型做法。他在吉隆坡下议院说过，他的内部安全部长会对付共产党人，现在却说，只要他们在宪制范围内行事就没问题。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