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23章

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接着，又贴出了大字报：《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他们质问：张春桥对于群众组织为什么耍两面派手法？为什么上海市委都烂掉了，而独你张春桥是左派？……醒目的大标语很引起行人的注意，而大字报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则启发了人们的思考。对张春桥的怀疑空气，迅速弥漫开来。
我曾问过“孙悟空”小组的负责人胡守钧：“你们是怎样怀疑起张春桥来的？”
胡守钧说：“是从上三司赵全国问题上开始怀疑的。”
赵全国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头头。在“一月革命”初期，他提出了迎合张春桥需要的口号：“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并且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这当然很受张春桥一帮人的欢迎，对他礼遇有加。后来在位置的安排上产生了矛盾，赵全国对张春桥的态度有了改变，于是受到张春桥的歧视，由工总司出面将他拘捕。而徐景贤、王洪文则因为紧跟张春桥，就被委以重任。这种以“我”划线，两面三刀的作风，很使造反派反感。胡守钧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怀疑张春桥的。当时他的想法很单纯，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决不会有这种政客作风的，而张春桥却大耍其两面派手腕，那么，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怀疑一旦开始，就觉得问题愈来愈多。除了现实的表现之外，别人还提供了张春桥的一些历史材料：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他以党籍担保，张春桥在苏州反省院里曾经叛变，是可耻的叛徒；还有人从30年代资料中查出，张春桥就是当年被鲁迅批判过的狄克……这样一来，张春桥因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光环消失了，代之以愈来愈浓重的怀疑。——但不知何故，这些历史资料在第一次炮打中都未曾运用。
1月22日，张春桥召集一些造反派头头开秘密会议，商讨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问题。张春桥、姚文元自己提出，要成立以他们二人为首的新市委，徐景贤带头鼓掌，大家随声附和，就算是各群众组织通过了。会场上只有胡守钧和他的伙伴肖昌雄袖着手，不肯鼓掌，这场面当然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双方的矛盾就加深了。等他们走出会场时，“迅速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之类的大标语已经贴满街头，这当然更引起了胡守钧们的不满。形势紧迫，必须立即行动。所以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刷大标语，贴大字报。
张春桥后来在镇压参加“炮打”的学生时，几次发出指示，要抓后台。他认为，学生们的“炮打”行动，一定是长胡子的走资派在幕后指使的。其实不然，正是他自己的行为，引起了造反派的怀疑，才发展成炮打事件的。后来，张春桥们又批判“怀疑一切”的思潮。其实，“怀疑一切”的思潮，正是他们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鼓动起来的。他们鼓动起“怀疑一切”思潮的目的，是要学生们去怀疑位高权重的老干部，从而打倒他们，却不料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砍倒别人，也可以伤及他们自己。
“怀疑一切”的信条来自马克思。他在回答家人提问“你最信仰的格言是什么”时，说道：“怀疑一切。”拉法格把它写入回忆文章，其译文就收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马克思》一书中。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广为人知，在“文革”初期却被造反的学生们抄在大字报上，大加宣传。
“怀疑一切”的信条其实并不错，它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表现，意在打破迷信思想，将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重新衡量其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赞赏这一格言的。“怀疑一切”的信条，同样影响着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胡适说过：他从赫胥黎那里学会了怀疑，学会了“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所以他提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方法”。鲁迅则借着狂人之口质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并且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正是在这种怀疑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他们才对传统思想作出了理性的批判。
但“文革”时期的“怀疑一切”思潮，却与前面所说的情况有些不同。它虽然也打破了一些对于高官和教条的迷信，但却又被笼罩在一个更大的个人迷信思潮之下，缺乏独立的思想判断，所以怀疑常常为某种权力意志所左右。而且因为缺乏民主与法制的保证，怀疑不待求证，即可成为打倒的根据，这就易于为阴谋家所利用。
既然张春桥们可以利用“怀疑一切”的思潮来打倒许多位高权重的老干部，那么，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因怀疑而向你开炮呢？当初猴子们凭着几条未经核实的怀疑材料，就贸然发动打张战役，实非无因，乃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但矛盾的激化，还与张春桥急于抢权的心态和睚眦必报的作风有关。
在“孙悟空”刷出大标语的次日凌晨，胡守钧等人就被叫到市里开会。主持会议的徐景贤宣称这是反革命事件，勒令胡守钧收回大标语，这当然不能为胡守钧所接受，他当即顶了一句：“炮打张春桥不是炮打毛主席，根本谈不上反革命！”徐景贤冷笑道：“这样下去，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但当时红卫兵们风头正健，哪里会在乎这种威胁，这种话反而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
这怀疑，这愤怒，又感染了其他造反组织。
“孙悟空”这一派，虽然敏感性很强，能量很大，但人数却不多。在复旦，在上海，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他们受到感染之后，也马上动了起来。
红革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战斗组在1月26日贴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大字报，提出了10个“为什么”的问题，矛头直指张春桥及其亲信。如第8条说：“为什么黑市委的一些保皇机构在大势已去之时宣布‘集体造反’？但是‘造反’一个月来却未交代揭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原封不动的保皇机构竟成了左右运动的决策部门？”这是针对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发的。徐景贤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和文学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列席市委常委会议，他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市委这一边的。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徐景贤在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宣布造反，并以写作班为核心，组织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由于徐景贤是张春桥的老部下，是姚文元的老同事，又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造反的，所以这个联络站就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其地位和作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在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之上，徐景贤成为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第三号人物，学生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徐老三”。这里对他们的“集体造反”提出了怀疑。又如第9条和第10条说：“为什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上海各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摩擦、大分裂，甚至武斗？这样以新形式出现的群众斗群众现象是谁挑起的？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月二十三日《文汇报》还报道上海三司作为革命造反组织之一参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联络站’，而一夜之间竟成了非法组织，而被强行解散？”这是直接指向张春桥，认为他是挑起上海造反派内战的黑手，是反复无常的政客，其突出的事例就是上三司事件。可见上三司事件不但引起了胡守钧的怀疑，同样也使得红革会反感。
在用大字报制造舆论的同时，红革会还直接付诸行动。他们在1月27日深夜至28日凌晨，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去把徐景贤抓到复旦。在抓捕时，徐景贤和联络站的人提出抗议，当然无效，写作班的王志常一把抱住徐景贤的腰，想把他拖住，但是红革会人多势众，连王志常也一起拖上汽车，拉到复旦之后，再把王志常赶走，将徐景贤单独关押了起来。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绑架徐景贤”事件。第二天，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郭仁杰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