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往事》第29章

个公社插队落户去了。所谓“四个面向”者，即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之谓也，说起来蛮好听的，是革命措施，所以报名者甚众，——其实不报名也不行，工宣队总要动员得人人都报了名才肯罢手，——到后来才发现，此乃张春桥的一条诡计，他是要把许多碍眼的干部都赶出上海，以免妨碍他的“革命委员会”。不过当时很多人都没有看透这一层意思，所以高云也高高兴兴地奔赴边疆，自以为是响应革命号召。两岁半的女儿暂时寄放在南京外婆家，打算等我参加第二批“四个面向”队伍到黑龙江时，再带她一起去。当时我是一个人在上海，所以春节就到南京去看女儿。春节前动身时，复旦园还相当平静，春节后回来，复旦园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我是乘坐夜车返沪的，早晨才回到复旦，睡了一会，已是中午。正在吃着午饭，两名工宣队员绷着面孔直挺挺地走进了我的房间。
“吴中杰，领导上派我们来对你进行检查。”
哪个机构的领导派的？为什么要检查？有没有搜查证？
这些在当时都是不能提问的问题。一问就是对抗运动，罪加一等。
而且我也不想问，要查你查好了。对于这种妨碍公民居住自由和人身自由的违法行动，几年来见得多，也受得多，早已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愤慨了。特别是在1968年夏天工宣队刚进校时，就来了一个“九五革命行动”，即在9月5日对全校进行了一次“保密大检查”，不但翻箱倒柜地查遍每个教职员工的家，而且对每个学生的衣物书籍都倒腾一遍，也就给人以一视同仁的感觉。工宣队的本意也许是要给这些臭知识分子一个下马威，殊不知打击面扩大到百分之百以后，每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倒反而减轻了。
然而这次不同，是重点检查，当然是有所为而发的了。我表现得很坦然，因为自信并无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日记、书信之类，早在“文革”开始时就烧光了，后来随收到信件就随复随烧，有许多人不就因日记、书信中的材料而被定罪的吗？谁知道他们拿去会怎样地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呢？索性烧光，就令其无章可断。果然，两名工宣队员查遍我家所有的东西，一无所获，悻悻然而去。
但他们一走，我内心却紧张起来。这个时候又受到搜查，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在这场新的运动中，我已被列为打击对象了。但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他们会以什么罪名整我？却心中无数。我到校园里兜了圈，想了解些动态，但大家神情都很紧张，不愿与我交谈，即使平时很接近的朋友，也只是似笑非笑地打个招呼就走了。我知道，此刻已是人人自危，对我这个危险人物，都采取回避态度了。我不愿牵连别人，还是不与人家接触为好。
俗语说：“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这话当然自有道理，但在当时却并不适用。因为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否做过亏心事，是否犯了罪，是必须有可供衡量的是非标准和法律根据才行，而在当时，一切准则都被打乱，道德和法律均被践踏，人们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触犯了什么条规，有什么罪名会飞到自己头上来呢？君不见有些人昨天还是革命领导干部，今日却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些话昨天还称作革命指示，今日则已成反动言论乎？我倒相信另一条俗语，叫做“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既然工宣队气势汹汹地来抄家，下面必有文章，需要十分小心才是。
搜查后的头几天里，倒还平安无事。我知道，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暂时宁静。不久，我就接到通知，要我到罗店去。其时全国都正在执行“林副主席第一号通令”，据说战争一触即发，各大城市都必须疏散，复旦师生就疏散到罗店一带。虽然罗店恰是交通要道，当年日本兵进攻上海，其中一路就从浏河登陆，经过罗店进军的，比起复旦所在的江湾五角场地区来，罗店更不安全。但当事者似乎并无军事头脑，也不去研究历史、地理，只是为疏散而疏散，所以甲地的人疏散到乙地，乙地的人疏散到甲地，这就算完成了任务，否则，违抗“林副主席通令”，那就罪莫大焉。
罗店的气氛也非常紧张。本来，下乡劳动正是休息脑子的好机会，大家说说笑笑，较为轻松，但这时，人们都失却了笑容，紧绷着面孔准备战斗或者挨斗。没几天，复旦校革命委员会就在罗店剧场召开“一打三反”运动动员大会，工宣队队长张扣发做报告。他把复旦描绘成遍地都暗藏着反革命，形势严重极了，说要发动群众把那些埋藏得很深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决不能手软。他特别点出了“胡守钧小集团”，说这是一个能量很大的反革命集团，要重点打击。胡守钧在“文革”初期曾组织过一个“孙悟空”战斗组，他本人外号叫老猴子，张扣发就把“胡守钧小集团”比作钻到铁扇公主肚皮里来的孙悟空，说他们有些人已经钻到我们革命委员会内部，钻到共产党内部，是定时炸弹，非挖出来不可。“一打三反”运动的目的，就是“清除隐患，教育后代”。张扣发很得意地宣布：“老猴子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一批小猴子也要一个个挖出来，我们还要把他们后面那些额头上有皱纹，嘴巴上长胡子的人挖出来。这些人不要以为自己埋藏得很深，你们是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的。现在就有一个人坐在台下，他是中文系教师，是个刁德一式的人物，是为‘胡守钧小集团’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这个人不要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我们老早就掌握了你的材料，你与胡守钧、周谷声、邱励欧、王志惠几个人在阳澄湖一条小船上讨论建立反动政党的事，别人已经交代了，你还是赶快缴械投降吧！同志们！阶级敌人是很狡猾的，前几天，我们派人到他家去检查，什么也没有查到。这家伙嗅觉很灵敏，一看形势不对，头天晚上就大烧黑材料。其实我们早已把他的房子监视起来了，头天晚上半夜里眼看他在厨房里烧材料，但因为没有接到搜查命令，所以不能动手。这样的反动家伙，家里怎么可能没有黑材料呢？我要警告这个家伙，不要以为查不到黑材料我们就整不了你，你走着瞧吧！”
这个呼之欲出的人物，许多人都听得出来，指的就是我。我自己当然也心中有数，知道他们这回是要把我放在“胡守钧小集团”里整了。不过，我倒并不太紧张，却反而感到有点滑稽。张扣发所说的两条罪状，都是无中生有，叫我怎么能认真对待呢！
首先，我根本没有到过阳澄湖，也就无从在湖上划船，更谈不到在船上讨论建党之事。船上开会建党，那是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做的事，这是读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的，这个情节不知怎么会移植到我们身上来了。而且我也不相信胡守钧他们会干这种事。王志惠这个人好玩，有他在一起，肯定是游山玩水。
再则，说我在工宣队搜查的头天晚上在厨房里烧黑材料，那更是活见鬼。我是头天晚上从南京乘夜车回来的，半夜上车，天亮抵沪。他所说的监视人员看见我烧黑材料的时间，我大约还在南京，或者正在火车上，根本不可能在复旦宿舍里。
这两条“罪证”，只要我一开口就可以否定掉。想用两条假材料来吓倒我，真是异想天开！张扣发这个讲话，倒让我看出了他们的虚张声势来。我想，定人以罪是要以材料为根据的，没有材料，如何能预先断定别人是反革命？连搜查不到罪证也算作被查抄者之罪，这岂不是颠倒的逻辑？
但是，不管是真罪证还是假材料，不管是颠倒的逻辑还是逻辑的颠倒，只要有利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行。在那个年代里，真理在权力面前显得分外的软弱，人们也不能在真理面前要求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已被判定为资产阶级口号，真理也就丧失了客观性，而只有阶级性，凡是对权力者有用的就是真理。于是，真理服从权力，权力即是真理。尽管张扣发的讲话充满了逻辑的混乱，他的结论是建筑在假材料的基础之上，但因为他代表了权力者的意志，他的话就具有实际的效力。
散会后，刚走出会场，我的身后就跟上了两名学生，我知道，我已失去了自由。回到住地，这两名学生就与我住在同一房间，吃饭、上厕所都跟着，而且留意观察我的态度。我竭力保持平静，不与人谈话。我知道，工宣队希望看到我紧张得吃不下饭，辗转反侧睡不着觉，惶惶然不可终日，然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