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第19章

倌弥魅ê屯夤俗鼋灰住?920年初，两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诞生了。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广州，他和其他军阀的惟一区别，就是他几乎没有军队。1920年7月，他成立国民党，当时只有近千名党员，并且前景并不乐观。孙的领导却很有魅力，他决心统一全中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创始人是五四运动的几个发起者。然而五十多个党员无法让中国共产党在政坛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军阀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工会运动压制得很厉害。
后来，是苏联“老大哥”的行动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这带来一种危险，就是要以它选定的党派为优先。1920年的第二届国际共产大会，确定了让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的共产党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道路。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访问了孙中山，提出：以提供武器和顾问为前提，以广州政府为基础，为建立统一战线而实现国共合并。1924年，苏联资助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它的校长就是在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接替他的蒋介石。
1925年2月开始，上海的日本纱厂开始罢工。示威者要求收回1860年签署的划分租界给外国人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支持上海工人，20万英、日工厂的工人在全中国展开大罢工。在广州，罢工导致一名法国人和五十二名示威者死亡。正是在广州，我们重新找到一个老熟人，他就是这里法国领事馆的副领事——儒勒·乐和甘。在他主持广州领事馆之前，我们要回溯从1917年起改变他生活的事件。
1919年10月，儒勒争取到了他等了六年多的回国休假的权力。10月31日，他乘“保罗·勒加”号轮船离开中国。他自己也没想到，会在这艘船上碰到他未来的妻子和他孩子的母亲。
当这海上的信使在西贡抛下铁锚的时候，就是命运向我们的单身主人公投下爱的骰子的时候。正是在印度支那的越南（当时还叫安南），儒勒碰到了麦尔塞黛。她刚刚满18岁，也像儒勒一样，随父母返回因战争阻隔而长期不能回去的法国。麦尔塞黛的父亲弗尔涅，是法国云南铁路局的局长，在河内任职。
从法国在亚洲的外交，到战争的结局，我们可以想象在儒勒和麦尔塞黛父母之间有很多话可以交谈。就像他们的女儿玛利后来说的那样，她父亲幽默的魅力，一定在征服母亲的同时也征服了他后来的岳母。她还说：“一个月的船上共处，足够使他们确信，他们将要结合为夫妻。”　
事情进展飞速。1920年1月，儒勒打报告给部里申请结婚。2月接到批准函。4月14日举行婚礼。
1920年秋天，新婚夫妇起程回中国。玛利亚以68岁的高龄随行。旅途对她来说很艰难，但比起中国的生活条件来说，这还算不了什么。是否因为六年多的分离，使婚后的儒勒不愿再让母亲独处巴黎？是否因为父亲患病和去世的痛楚使他更替母亲担心？是否因为玛利亚感到年轻的妻子麦尔塞黛还需要帮助……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我们只知道他们三个人在10月起程了。小玛利当时已经在妈妈的肚子里。
1920年11月5日，乐和甘的家庭到达了重庆。这个巴蜀城市让人心生感触，因为它离成都只有五天水路，使儒勒仿佛旧地重归。他熟悉这里，1909年，正是在四川，他随邦思当第先生开始了外交官的身涯。他在1921年的述职报告里写下满意之情，强调“将会对在现在的职位上留任感到十分幸福”。他的上司也同样满意，写道“……我毫不怀疑，乐和甘的行动和热情，将使我们在四川这个地区的利益以最乐观的方式得到发展”。
麦尔塞黛对儒勒的表现非常欣赏，她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我为有一个像儒勒这样宠我，爱我，关心我的丈夫而感到幸福”。中国腹地让这个已有亚洲生活经验（随父母在东南亚生活过）的19岁女孩印象深刻。儒勒的关心当然是强大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动荡的夜晚，最无忧无虑的人也不得安生：“我度过了一个可怕的夜晚，发着高烧，受着惊吓。今天早上有过枪响，我知道是强盗抢劫。而且他们曾经在我们的房子周围游荡。”　
可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麦尔塞黛在1921年2月2日生下了女儿玛利。这个女孩在八十三年后还回忆说，她的出生是件完美的事，她从未就此听到过任何抱怨之词。而多年之后，已是满头白发的玛利要尽一切努力来讲述她父母的故事……
儒勒的生活发生了如此大的改变，而中国的状况却是沉痛的。如果说1911年的革命以现代化的名义取代了帝制，那么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是军阀和匪帮的年代。1921年3月13日，儒勒在一份关于万县（重庆上游的县城）暴乱的报告中，呈现了这种面貌。他讲述了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农民起义的故事，几乎没有武装的农民跟着一个自称受了天命的男孩反抗军阀，结果遭到血腥镇压。农民们横尸江边，那个男孩的头颅被人提着在街上游行。这是一个农民受尽饥荒和军阀折磨，随时可以跟着任何人揭竿而起的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人们把中国称为“匪帮之国”的原因。这种现象一直延续着。1930年的统计表明，中国有两千万各式匪徒，占男性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正当军阀和路匪使民众恐惧的时候，学生继续着五四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活动。重庆也参与了这个浪潮。1921年，儒勒以一贯的幽默，记下了学生们如何抵制日货，并控诉那些出售日货的商人的情况。
重庆的学生们刚刚接受了一个光荣的任务：在最秘密的状态下，准备进行一场反对日货的运动。他们认为，城里的商人刚刚从新运行的汽船上卸下了一批商品。他们没有任何武装，直接冲上卸货的汽船，或冲进商店，拿走标有“日本制造”的商品，把它们都堆在一个使馆边的平台上，全部烧毁。有统计说，损失达10万美元。然后，学生们火上加油地要求商人们到商会和他们谈判！他们是想提醒商人，5月是清除日货的月份。然而赴约的学生们没想到，等待他们的是子弹。两个学生死亡，许多人受伤。只有在我们是参与者的时候，莽撞行动才有魅力。
冰雹和大雨毁坏了等待收成的土地，从此，饥荒又来加重人民的苦难。中国在“匪帮之国”的称号之外，还加上了“饥荒之国”的称号。饥荒十分严重，农民开始用树根、树皮或树叶来代替粮食，或者吃一种黏土来填肚子。他们常常因此而死于不消化的疾病。
1922年春天，儒勒一家离开了这个他熟悉的动荡的四川，来到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由于偏远落后，海南总是中国的一个不受重视的区域。唐代一位大臣曾把它叫做“地狱之门”。虽然海南岛现在不再是失宠的大臣们被流放的地方，但在我们的副领事眼里，来这样的地方，仍是一种受排挤，他不情愿。儒勒对一直没有去执行他本来被授予的职务而感到不满。他也没有向上级掩饰这种心态：“　我应该被允许提到一个事实，在十五年的工作中，我没有一天是在不断被任命的正式职位上工作的”。他在海口的上司也同情他的处境：“乐和甘先生不是没有敬业精神，上面提到他从没到他被任命的职位上工作过。我不认为他没有道理。因为他连任了两个地方的副领事，而不是按任命去上海工作。所以，我最近推荐他去哈尔滨任领事。我可能还会推荐他去广州。以正常的眼光看来，他的说法是对的。海口的职位不能给一个官员以创造业绩的机会。我认为，乐和甘先生可以到更重要和活跃的领馆任职。”
说真的，儒勒在海南度过的这三年，没有创造出什么业绩，倒是有着幸福的家庭生活。麦尔塞黛1921年在重庆生完玛利之后，又在1923年3月3日和1924年9月18日，分别生下两个男孩：扎维和皮埃尔。如今，如果看到83岁的玛利眼中闪动的光辉，就会发现她远远没有失去童年的纯真，我们似乎还能听到三个小“乐和甘”在海南花园里的欢笑……
这三年的温柔流放，远离大陆动荡的大城市，他们的家庭生活达到和美的巅峰。以至于1925年，儒勒在笔下写道“觉得呆的地方不错”。然而，儒勒的上级听到儒勒1923刚来时的抱怨，最终还是帮助他找到了一个更和他的能力相符的重要的岗位：广东领事馆。
广州，1925年。这个中国南方的城市，对北京的统一思想永远是反叛的。以广州为首府的广东省，尽管在秦朝就对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