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从中国,我给你写信……》第20章

广州，1925年。这个中国南方的城市，对北京的统一思想永远是反叛的。以广州为首府的广东省，尽管在秦朝就对汉称臣，但是直到十二世纪才真正被汉人占领。它是和“外国魔鬼”联系最多的省份之一。珠江流进南海海口，这里其实就是一扇对印度、罗马和阿拉伯商人开启的大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来到这里，在它河湾的一个支流旁建立了澳门这座城市。然后是英国人来大力发展商贸，直到他们建立了著名的鸦片贸易，成为中西争端的开始。帝国努力要抵抗“黑泥”（鸦片），因为它毁掉了中国经济，给人民带来灾难。1842年，中国和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香港被割让给英国。
1925年　5月，就是在这座秉性难改的城市里，儒勒一家安顿下来。他们住在1859年就成为法—英租界的沙面。租界四周围起界栏，欧式房屋耸立在热带植被之间。种着棕榈树的街道，庇护着有特权的欧洲人的生活，他们有时在珠江边散步，有时在荫蔽的公园里打网球。
在沙面的安静气氛中，儒勒度过了他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段。1925年春天，租界被反帝示威者包围。这个运动从1919年发肇，1921年在重庆时，儒勒也看到了它的延续，1925年2月又在上海掀起新的高潮。
其实刚到广州的时候，儒勒就敏感到城里的紧张气氛，而且预料到上海的运动将会像“雪球”一样滚起来。1924年，他来的前一年，为了刺杀来访的印度支那总督，刺客用一枚炸弹炸死了五个法国人，但没炸到刺杀对象。那个刺客也死了。广州人为他立了雕像，并把他当作反对法国帝国主义的英雄来崇拜。儒勒到任以后，认为最小的火星也可能引起爆炸，他努力劝阻领事去销毁那个被认为是用来挑衅的雕像。
虽然有他明智的劝告，动荡还是不可避免。广州政府一点也不想错过上海大罢工开始的革命运动。6月中旬，广州城沸腾了。儒勒通告上级，说广东首府将要经历和上海同样水平的游行示威。谈到沙面的情形时，他表现有点过分乐观，认为不论在任何形式的进攻下，沙面租界都不会败退。
6月23日，游行开始了。后来的情形变得就像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一样血腥。当队伍在沙面外国领事馆前示威时，一阵枪声响起，一个法国人被打死在儒勒身旁。为了报复，法国和英国士兵开枪，打死了三十七个人。儒勒在7月1日的报告中汇报了前因后果。
尽管儒勒想尽办法要平息事态，还自告奋勇地要做调解人。《广州日报》还是把他叫做“杀人犯”和“屠夫”。罢工结束并不意味着事件的终点。罢工者的代表成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常设工人议会——反帝罢工委员会，对沙面实行了全面封锁。儒勒在7月1日的报告中写道：
沙面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武装的兵营。人们已经明着把大炮对着它。除了非常罕见的装邮件的船，没有一艘帆船会靠近这个被帝国主义和军事主义污染的地方。我们再也不害怕小偷了，都敞着门，省得最后敲门声响的时候还要去开。
沙面被围困了漫长的几个月，这是任何在中国的外国使馆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这一事件给人留下如此之深的印象，还因为在中外关系史中，第一次出现了外国势力被压缩到瘫痪和沉默的境地，无力回应中方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广州被围困，是给驻华外国人的头一个信号，从此，中国人要重新寻回在自己领土上的尊严。
1925年8月1日给共和国公使马戴尔先生的报告
明天我们要迎来第七个星期的罢工和全面封锁。无论是谁，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和沙面的人有任何联系。连接我们和市里的桥都关闭了。河上没有一条船回应我们的召唤。所以我们实际上无法离开沙面。我们的生活必需品由香港提供。殖民地政府每三天派一艘非军事船来，运送粮食和男性乘客，这些乘客是否有资格乘坐，要由航运处来决定。我们时不时缺面包，几乎总是缺少新鲜蔬菜。
由于一个可怕的偶然事故，在小小的法国租界，除了巴思奇先生，19天中有四个人丧身（还有一个在到达澳门之后去世了）。我们没有足够的木板来做棺材，只好把衣柜拆了来改装。葬礼在一个小公园里进行。
是不是大部分中国群众已经比较平静下来了？我们还得时时想到那些“武装的人”，他们还总是停留在一种民族激情中。谁知道？或许其中有人希望能挣到给我的脑袋标的300美元的奖金。
儒勒的头被标了价，沙面的紧张气氛可见一斑。从儒勒拍摄的几张照片上可以看出，他穿着制服奔波在空旷的街道上，沙袋后面是负责巡查受威胁地带的军人。
在这种环境下，儒勒完成的工作和寻常的领事工作毫无关系。他穿着白色制服，有一种保卫营盘的将军的气势。他的任务已经引起了上级的极大关注，中国公使在1925年给巴黎外交部的一封信上说：“这位官员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岗位上，领导的是一场真正的战斗”。　
1925年12月1日的报告
我们这里的局势和几个月以前一样，毫无进展……
人们没有向我们提出谈判的建议，人们什么也不向我们建议。……
在同一报告里，儒勒也谈到了苏联和蒋介石这两个影响事件进展的关键因素。在沙面危机和大罢工中，正是蒋介石利用和玩转了整个局势。而儒勒作为中国国情的精妙的观察者，准确地预见了即将转变的局势。他写道“已完全做好把‘共产主义的’这个修饰词加到广州政府前面的准备。”而且这些共产党人“可能为将来在中国的收获准备好土壤”。儒勒这个分析，不仅说出了近期的转变（民族主义者通过共产主义者夺取了政权），也说出了长期的转变（1949年的共产主义革命）。他只对蒋介石后来在全中国发起的战争的可能性有所保留。不过，没有料到蒋的野心如此之大的人也不只他一个。
1926年3月4日，儒勒发出了最后一个关于沙面恢复秩序的报告，就回法国度假去了。他在最后的说明中很好地抓住了历史的趋势：从此，要阻止中国在未来的十年内发生巨变，已经太晚了。
此时的国民党内部，右派和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已经不可控制。自从1919年和1925年的学生和工人运动之后，共产党的人数已经上万，而参加工会的工人超过了百万。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很难容忍民众势力推举的领导权如此上升。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左派就阶级问题向右派势力发难。蒋介石开始扮演仲裁和调停者的角色，后来他丢掉面具，逮捕了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并在广州发布了戒严法令。这种内部矛盾给蒋开辟了一条实现他的第一目标的道路：北伐，从而统一全中国。
而儒勒现在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回家。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74岁，“被太长时间的中国生活弄得筋疲力尽，处于一种很脆弱的身体状况之中”。儒勒自己也被这么漫长的广州围困折磨得身心俱疲，再也不想考虑自己的官职问题了。他到成都才22岁，现在已经快40岁了，在中国执行任务将近十八年，“却一天都没有在他名义上被授予的职位上”。他接二连三地看到，那些比他晚到中国的外交官，都毫无例外地回国休假。儒勒认为，这套官僚机制已经把他忘记了。
而这个机制，却并没有忘记他在广州围困时的表现，为他唱赞歌，还把他此时的行为和在成都暴动时的表现联系起来。法国公使在对他大加颂扬之余，还为他那比较自由的述职风格讲话，他认为“用一种更少逻辑、更少学术性的风格来写报告是很有效的”。这是向人们表示“他在经受考验时还能保持幽默”。
1926年3月曾到广州看过儒勒的香港法国领事，也在他回国经过香港时，手写了一封表示敬意的信，其中提到了儒勒的家人：“乐和甘，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为他的勇气做了最佳的证明：因为，和他分离长达五个月的太太，已经十分疲劳。在回国的旅程中带着三个孩子，显然是无比艰难的。而且，我们还没提到他的母亲，老乐和甘太太的表现是如何英勇……”。　
从这封信里，我们知道麦尔塞黛曾经在广州围困的时期，带着孩子和玛利亚一起离开了五个月，到了一个更安全的中国城市，离她在印度支那的父母很近。
玛利亚处于一种及其脆弱的健康状况，麦尔塞黛一回到法国就受到病痛折磨，并且动了手术。而小玛利也切除了阑尾……乐和甘一家为他们深爱的中国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