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19章

四、中山要做独裁党魁，袁氏先做终身总统
发生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春夏之交，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二次革命”，时不旋踵，便全军尽墨，一败涂地。它的过程为时虽短（未出两月），却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史中，一大里程碑。此话怎说呢？原来辛亥革命的最大目的便是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而这个民国的建制却是以美国模式作标准的。不幸这个“二次革命”的爆发，却标志着这个美国模式的彻底“流产”（注意：不是“破产”，后节再渐次加以说明）。
我们要知道，中华民国的国体采用美国模式，原是当时新派人士——也可用个后来的名词叫做“进步人士”吧——他们包括全部的革命党，和绝大部分对帝制绝望的“君宪派”，甚至包括梁启超也在内的原先“保皇党”的骨干，都已一致认可的模式。可是“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这个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ional　concensus），就顿成泡影了。
有许多革命理论家，可能不承认上述诸派（革命派、君宪派、保皇派……）的认知，可以反映全国人民的公意，因为当时全国人口有四万万之众，上述数派知识分子人数有限，哪能代表全国人民呢？殊不知，这正是在下作者，要提醒读者贤达的地方。我们要知道，清末民初之际，正是我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转型运动的启蒙期。在这启蒙期中，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只是个“沉默的多数”（sil　majority）。他们对所谓“国体问题”，还不具备有发言的智慧（wisdom）和机运（chance）。那时能够站起来说话的，只限于少数受有足够教育的所谓知识分子……我们大致也可给他们戴顶帽子叫“吵闹的少数”（a　quarreling　minority）吧。一百年前的中国，和今日海峡两岸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是转型进展中的“阶段问题”，阶段不到未可蜡等也。我们不可犯史学上所谓“现时观念”的错误，……在二次革命前，这个吵闹的少数（肯定不会超过全人口的十分之一），对美国模式的国体问题，原有其共同认知的。不幸这项共同认知，却被二次革命，革得烟消云散就是了。
【对共和国体的认知】
事过快百年了，我们今日回头看去，这个美国模式从兴中会开始，直至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之时，都被上述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magic　wand）。先知先觉的孙中山先生就是据此灵药丹方，再采纳点亨利乔治的《单税法》加以修正，并加配点传统中药（言官制和科举制），乃“发明”了他自许有专利权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他老人家其后栖栖遑遑的搞了一辈子，直到临终之时，在病榻之上还要慨叹“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并苦口婆心地嘱咐：“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见《总理遗嘱》原文）在孙文主义的各种著作里，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对本党同志的谈话和通讯中，中山都不断地慨叹他的道不得行，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其所以然者，实在是党员们知识水平太低。要实行项新的政治体制，先得有认识这项体制的知识，有知才能行嘛！因而孙公也随之创出了他的“知难行易”的孙文学说来。（详见中山著述中的《孙文学说》；参见拙著《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等篇，载《晚清七十年》，卷伍，五、六两章。此篇从略。）
我们读近代中国文化史和思想史，就学论学，孙公这套颇有原始性的“反传统”学说（我国儒家的传统学说是强调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实在是值得思想史家大书特书的。可是比他年轻而调皮的胡适，后来曾调侃他说，“知难行亦不易”（胡撰此篇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收入《人权论集》）。胡适此言虽属戏语，但是那也是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概念啊。君不见，民国初年那批党人和政客，胡适口中所谓“了不起的一群人物”，他们对所谓“美国模式”，不能说没有相当的认识，但是实行起来，何以显得若是其难也？这项知与行的问题，就要发人深省了。因为中国能否采行美国制，是一项很复杂的社会文化转型的问题，而十足单纯的哲学上知和行的问题呢！不信再看看今日博士如云的台湾政坛，当道的风云人物，不能说对美国模式认识不清吧！但是黑金遍地，那里又真像美国呢？相反的，今日表现在台湾的议会里的拳打脚踢，倒与民国初年的北京极其相似呢！真是血浓于水。
〖附注：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面，从孔、墨、老、庄，到程、朱、陆、王有关“知”和“行”的问题，原是一桩烂仗打不完的哲学官司。近代中国思想史家，尤其是迷信于唯物论的学者们，把西方的“认识论”（epistemology）那套洋东西搬到中国来，再把它一分为二，搞出个唯心、唯物两人宗派来相互诋骂，官司就愈来愈复杂了。近代有名的乡建派教育家、我的乡前辈陶行知先生（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原名陶文浚，由于相信王阳明（唯心主义）“知行合一”之说，改名陶知行。后来大概又受到左派的影响，发现“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主义）的“真理”，乃又颠倒其名为陶行知。其实他自己究竟是知而后行呢？还是行而后知呢？他本人一辈子也说不清楚。孙中山先生把传统的（唯心主义）的“知易行难”，根据他自己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而颠倒之，你能说孙中山就是个共产党吗？胡适调侃中山说：“知难行亦不易。”这也是胡适根据他自己实践经验所下的结论。胡适当然更不是个唯物主义者。其实，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光辉照耀之下，上述那种哲学官司都只是一种没有实际意义的诡辩，不值得过分认真，更不能利用它来解释社会发展史。〗【民国史的发展自有其“客观实在”】
其实哲学上的认识论原是一种玄学，在社会科学大昌明的今天，已失其主半人类智慧的魔力。要解释民初的历史现象，我们还得从社会科学和社会史学入手。社会史学上有一种“必然论”；辩证史观里叫做“客观实在”（objine　reality）。胡适派的实验主义者反对这项假设，甚至说客观实在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你要她怎么打扮，她就怎么打扮，既不客观，更不实在。
是否真是如此呢？不疑处有疑，我们倒想问问，近百年来的中国政治史里面，有没有个“客观实在”，存乎其间呢？在亿万华族同胞读者之前，我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曰：“有。”不但有，而且其深其广，简直就是个万流归宗的东海大洋。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它正在不声不响地等着我们那通过三峡的潮流，和一波接一波的洪峰，涌入它的怀抱，而天下太平，化险为夷呢……这个大洋，这个任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术语上，便叫做“共和国体”；政治学家则称之为“代议政府”（represative　governm）；历史学家则叫它做（接著“帝制时代”而来的）“民治时代”。民治时代不只是一种政治现象，它是一种囊括全民族的，“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way　of　life　for　the　whole　ion）。和“传统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是中华民族史的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形态”。政治生活只是其中比较敏感的一环而已。
再者，这种社会政治形态的转移，却是一转百转的，时间至少要拖长至两百年之久。哪能在数年，甚或数十年之内，就能“毕其功于一役”呢？但是不论时间要拖得多久，在中华民族今后的历史上，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民治时代”，是必然会出现的。今日不出现，明日一定会出现；明日不出现，后日一定会出现；后日不出现，迟早会出现……这个迟早会出现，便是个历史上的“必然”。这个历史上的必然，是客观存在的；是任何人和事（man　&　ev）都改变不了的。这就叫做“客观实在”。胡适不承认“客观实在”这个概念。但是今日如起胡氏于地下，他却无法否定“民冶时代”在将来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必然性”。历史发展既然有其某些“必然性”，那么一个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