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20章

某些“必然性”，那么一个历史哲学家又怎能否定“客观实在”的“存在”呢？胡适之所以对“实在论”的全盘否定，实在也是他自囿于那些实验主义的教条而不能自拔的缘故。（详见《实验主义》一文，载《胡适文存》，卷二）这也是他那一辈（不论是唯心的还是唯物的）启蒙导师们的通病，不足为怪。等到我们谈到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章节时，当再细论之。
【只谈抽象“存在”，不谈具体“形态”】
当然，在将来这个以代议政府为重心的，“必然”出现的“民治时代”，它的社会政治结构（its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的具体形态为何？……是承继我民族固有的“国家强于社会”的传统？还是改采西方“社会强于国家”欧美建制？或是兼采中西之长的“社会国家相互平衡”（a　balance　bween　state　&　sociy）的“后现代的新建制”（a　post…modern　structure）？关于这些具体制度的出现，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了，因为那将是历史向前发展，“水到渠成”的结果。历史家只能根据水势、潮流和洪峰，来瞻其远景。中国古人说：“天上众星皆北拱，人间无水不东流。”我们见识只限于吾土吾民的中国史家，只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江河，要万流归宗，最后必入于“东海”。这是个历史上的“大势所趋”，任何人和事，都不能扭转的“客观实在”；也是历史家可以预测的，历史哲学上“抽象的必然”。至于这个“东海”的具体形态，是方的还是圆的，则历史家就不能胡说。不顾小我知识的极限，而强不知以为知，硬去为全民族的命运画蓝图，不惜人头滚滚，也要按图索骥，悬的以赴，这在佛语上就叫做“着相”。着相就会走火入魔，魔鬼一来，那就民无噍类矣……所以搞社会科学治史的科学哲学家，只能坚持，在接连秦皇汉武以后两千年帝制中国的，一定是个真正的民治中国，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如此而已。至于这个“民治中国”的具体形式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任谁在事先也画不了蓝图的，因为这个最后形态，是要经过数百年智慧与机运，糅千百种因素于一炉，百炼成钢，慢慢地锤炼出来的。在这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直线条思想家是没有市场的。
话说到底。我国古代的宗法制、封建制、郡县制，都是根据机运（chance）和智慧（wisdom），相激相荡，慢慢地磨炼出来的。至圣大贤，运用他们的智慧才德，因势利导则有之；从无到有，来“制礼作乐”，为天下法，为百世师，那就是他们的子孙在替他们胡吹了。明乎此，我们就知道我民族下一个民治阶段在将来的具体形态，也必然是经过同一程序，慢慢磨炼出来的。现在我们虽可略窥其端倪；欲知其具体形态，最早恐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也。但是它必然会出现，则无可怀疑也。因此，在目前颇为风云一时的政治家，或不能及身而见之。但诸公应知其“存在”，为子孙万代的福祉，因势而利导之，才是正途。孟夫子曰，“有智不如乘势”，斯之谓也。对目前在两岸，摩拳擦掌的青壮年候补道们，让老朽也掉句古文曰“戒急用忍”。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民初的袁世凯，国民党的汪精卫，和近在眼前的柯林顿大总统，都是前车之鉴，不可不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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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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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史实与历史哲学】
关于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型，笔者在不同的拙著裹，已反反覆覆的不知说过多少遍了。此处还要啰啰嗦嗦说个不停，何也？其原因盖有二端：第一便是，历史哲学离开历史事实便是空话。笔者在不同的拙著里，虽已说了一些“转型”的理论，而辛亥革命前后，正是这个帝制“转”向民冶的分水岭。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最好能把上述这套理论，再适时提出，与史实配合来讨论一番，好让读者评之，看看是否有若干道理存乎其间。是则是之，非则非之。作者虽固陋，然平生读圣贤书，闻善言则拜也。
第二，历史事实如果没个足以解释它的历史哲学，来加以说明，那这个故事，也就只是一篇《官场现形记》而已。但是历史哲学可不是一些善于幻想的所谓“思想家”，坐在菩提树下，或皮椅沙发之上幻想出来的。它是从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世界各民族所累积起来的历史发展的史实，审查充分的可信的史料（data）。加以概念化（concualization），而逐建推演出来的结论，用来解释相关的历史
。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家（如刘知几），所谓史识（史释）的现代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写历史的人如果忽略了这一概念化的过程，那就失去我们写历史的意义了。上面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哲学”，无非是想阐明袁世凯为何忽然心血来潮，要做起皇帝来？皇帝未做成，而又失败得那么窝囊？
不特此也，孙中山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算是最受崇拜的民主哲人了。可是他在这个时代，也不再搞甚么代议政府了，他坚持要毁党造党，由他自己来做个具有绝对专制权力的党魁。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凡此我们都需要点哲学来辅助说明之。而中山搞独裁和老袁做皇帝这故事，也最足阐释这项理论，故不惮烦而一再申述之也。
〖附注：在二十世纪末期，治民国通史，自信最大，也确是一时权威的学派，莫过于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所领导的剑桥派所编撰的《剑桥中国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了。这部巨著中的卷十二和十三专论《中华民国》的两厚册，所犯就是这个毛病。费氏和他所领导的班子，也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以西学士的一偏之见，强加于中国。至于近代中国史便是一部，一转百转的，需时两百年始能完工的，社会政治转型史，则非费公生前之所知也。因此剑桥史所费的功力不为不大；财力不为不多，然全书评头论足，因小失大，终未升堂入室也。〗【共和政体，不合国情】
袁老四先做总统做得很起劲，并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于中国。何以口沫未干，立刻就违誓要做皇帝呢？这虽然是他个人野心的终于现形（所有反袁史家都如是说），其实他也是经过一整年的亲身经验，确实也体会到，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这虽是借口，也未始不是事实。他对共和国体的确是失去了信心，因此才要开倒车，搞独裁、做皇帝。这固然是他自己糊涂，那也是他身边一些颇负时誉的策士，在全国充满民怨民愤的气氛之下，把他推下水的。这也是事实。
试问那时的中国老百姓，又“怨”些啥子？“愤”些啥子呢？很简单——日子过不下去嘛！本来嘛，如今鞑虏既经驱除；民国也已建立，大家想过点美国式的好日子嘛！（抗战后的“民心”，也是如此呢！）事实上呢？民国却被一些小官僚、小政客、小军阀、小党人闹得乌烟瘴气。闹得民国不如大清。在上篇拙作里，我们曾提到宋教仁对民国政府的剧烈抨击。细玩其言，可说句句中肯。但是这个政府恶劣。社会崩溃的形成，是谁之过欤？帐不能都记在老袁一个人的头上。政党和政客各为私利，闹得纷纷攘攘，也太不成话（请看八十年后的台湾政坛）。因此那时全国舆论似有共识（ional　conccnsus）：共和政体不合国情。（见上篇所选当时各报的专栏报导。）
【“非继承式独裁”无法接班】
当时不但袁世凯这么想；孙中山也是如是想嘛！袁公认为共和搞不下去了，就不如恢复帝制的好，所以他要做皇帝。孙公则认为共和搞下下去了，应由我老孙来个人独裁一番。中山不是也要他的信徒们，发动全国人民来“盲从领袖”，由俺老孙来“慎施命令”吗？（参见笔者论孙前文及下节）试问在近代中国史和世界史上，做皇帝（不论是俄国的沙皇，德皇的凯萨，回教国的苏丹，中国的光绪……）和搞个人独裁（且看：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史达林，和我们的蒋、毛、邓，以及北韩的金日成，和今日伊拉克的海珊……），两制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事实上，根据当时美国宪法学权威，那位书呆子古德诺教授（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的观察（下章再详述之），后者却远不如前者。何也？因为前者至少解决了“继承（接班）问题”（succession　problem）：父死子继嘛；兄终弟及嘛！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