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21章

前者。何也？因为前者至少解决了“继承（接班）问题”（succession　problem）：父死子继嘛；兄终弟及嘛！根据千年传统，依样画葫芦，哪个混帐的叛徒、反革命，敢说半个不字？可是，后者的问题就大了。列宁、史达林死后的故事甭说了。就看看我们的蒋、毛二公嘛！他两位大独裁者，无冕之皇，一个为着传子，一个为着传妻，也是费尽心机吧？经国算是侥幸过关了；江娘娘就不幸的坐牢了。这都是立竿见影，大独裁者，解决不了接班问题的实例。
〖附注：在中国当代史上，“捉江青”这幕传奇，想一般读者都有兴趣吧。这儿不妨顺便说说，与读者共赏之。据捉江青的张耀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回忆说，在一九七八年十月六日晚八时，他奉汪东兴之命执行此项任务时，他只带领了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和几个警卫，大家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带。江青那时住在中南海，张耀祠走到江住处时，向门口的卫兵点点头就进去了。这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张乃对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然没有“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对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据张耀祠说，江青听罢，一言不发，只怒目而视，并没有如传说中所言，“大哭大闹”和“在地上打滚”。江青沉默了一会，才慢慢站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张乃吩咐江青的司机备章，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建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驶往不远的地方，把江青关入中南海某处的地下室……（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五卷，一九七六～一九八八，页五一二○，选自《叶永烈采访手记》。）〗在我国五千年国史上，若论“一世之雄”，真是主席老人家自己说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阿毛）。”我们教中国通史的教师，如把五千年的大皇帝排排队，却也没个开国之君，一旦龙驭上宾，尸骨未寒，遗孀老太后就被关起来“隔离审查”的先例。毛主席生前一怒，可教百万人头落地；可是一旦翘辫子，则连个孤孀老婆也保护不了。真是恶有恶报，丢人现眼。两相对照，何以如此呢？这就是古德诺教授的理论了：原来，“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non…hereditary　autocracy），远不如“继承式的寡头政治”（hereditary　autocracy）之为优也（详见下章）。君不见，慈禧、光绪一死，三岁的溥仪都可接班，而风平浪静。再看看邓大人的三起三落，和被邓公指定接班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场，便知古顾问之言不虚也。抚今思昔，能不令人担心？世纪末回看世纪初，北京问题如旧也。悲夫。
【帝制向后转，独裁向前看，和权力递减】
朋友，你说袁世凯下流，要做皇帝。其实在政治学理上，他所搞的还是高一级的“寡头政治”（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呢！后来孙、蒋、毛、邓诸公所搞的还是低一级“寡头政治”（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呢！但是低一级的往往一搞数十年，而“流芳千古”；高一级的，只能搞八十三天，却“遗臭万年”。何也？朋友，“转型论”在此地就有所解释了。原来“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做皇帝），是属于转型之前的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定型”。如今在这十年一变的，洪峰急流的三峡里，你要逆流而行，面向过去，要恢复前一期的秦皇汉武的定型，这就叫“反动”（reactionary）了，在社会发展中作反动派，则触礁灭顶，不败何待？这就是袁世凯的悲剧了。
搞列宁、蒋介石、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就不然了。它虽是个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它毕竟是个现时代的产品，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transitional　iitution），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症”（a　necessary　evil）。君不见蒋毛二公的权力，是超过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权力渐减。蒋经国和邓小平，就只能算半个皇帝了。经国一死，李登辉就只能做民选的总统了（可惜只是个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怀异志）。再看看大陆上，邓、江之间的“权力渐减”，也是很则显的。继江者谁？吾不知也。但是继起者独裁权力之加快滑坡，则历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国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实现于中国，或将在下一世纪中叶之后乎？……历史家不是预言家；但是历史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是会根据社会发展的现象，尤其是转型末期的社会发展的现象，而加以推论的。这一推论在民国初年是不可能的；但是百年回看，历史家便发现民国初年的社会和政治上所发生的现象，是未有不可理解的了。质诸高明，是耶？非耶？
把近百年来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大势，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谈谈民国初年的政治史了。请先从袁世凯说起：【袁世凯摇身三变】
袁世凯自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十月十四日，承武昌起义之机运而东山再起之后，为着他个人的权位，至此，可说已摇身三变。
第一，从他复职至清帝溥仪退位的三个月期间，他对南方的革命派的策略是采取“养寇自重”的被动的守势。但是对满族亲贵，则采取极有技巧的绝对主动，以达其逼宫篡位的目的。
第二，自民元四月，他代孙当选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之后，直至二次革命之爆发的一整年时间，由于对现代的政党政治无经验，袁也是采取观望的被动姿态以待势。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的气焰甚高，黄兴、蔡元培等不但说服了国务总理唐绍仪和赵秉钧都加入了国民党，（改组前叫同盟会），他们甚至也邀请袁世凯宣誓入党，以示天下，这个新朝代是国民党的朝代；袁也只含笑婉拒而已。因此在此期间，政权实质上是掌握在袁氏手中，但是他给外界的印象，却有被党人推来推去，无能为力之感。加以此时一般小政客、小党人、小军头在北京议会之内，和地方各省之间也横行无忌，纷扰不停，血流不止。他们大半也是当年有功革命，如今仍在继续争权夺位而已。如山东的胡瑛、张广建之争；安徽孙毓筠、黎宗岳，和贵州的唐继尧、杨荩诚之争。都是刀枪齐动。你死我活，民无噍类的。而这些争权夺利的革命者，往往也只是一些痞仔，为社会所不齿。例如山东都督胡瑛，即有“双枪将”的诨名。盖胡君的手枪和烟枪，皆不可一日或缺也。这些官僚军阀肆无忌惮，弄得民国不如大清，而举世骚然，而中央政府，亦无如之何。因而全国人民，包括一般知识分子，和亿万农工群众，都人心思治。在他们的心目之中，袁大总统反而变成了一股安定的力量，和太平的象征。市井平民，无不希望他能发挥权力，拨乱反正，重建官箴，恢复秩序。可是在此同一期间，孙中山先生反而变成了党人的代表，形成社会不安的乱源之一。因此，中山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二次独立”（当时也叫“二次革命”），竟然颇招物议，由于没有群众基础，而败不旋踵。
第三，在二次革命，袁孙正式决裂之后，袁对付民国时代的党人政客的本领，也大有进步了。他不但以枪杀张振武而笼络了黎元洪，弄出革命派第一次的“宁汉分裂”，搞垮了二次革命；他也学会了后来毛泽东“三宝”之一的打统战。不但把“敌人（孙文）的敌人”，如保皇派的梁启超都统了过去；也把敌人的朋友和朋党，如蔡锷，也统了过去（见上篇）。他也知道孙文虽是国民党的名誉理事长，但是孙文却控制不了国民党。因此二次独立乱平之后，袁就对人不对党而发出拘捕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乱党”的通缉令。说他们煽动叛乱，破坏统一，和贪赃枉法。后一条是专指孙文所主持的“全国铁路总公司”而发的。因为孙文这位铁路总公司总理的月薪是三万元，而铁路一寸未建，其他帐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弄得孙总理百口莫辩。
但是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