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22章

的月薪是三万元，而铁路一寸未建，其他帐目也纠缠不清，报销不了，弄得孙总理百口莫辩。
但是袁世凯对孙公所领导的国民党，却无半句抨击之辞。因为这时他还只是个“临时大总统”，他还要依靠国会投票转正，做正式大总统呢！国民党这时是国会中的多数党，没有国民党议员举手投票，他这个侧室，便不能扶正了。奇怪的是这时国会之内，国民党籍的议员，对袁氏追捕孙文的通缉令，亦初无异辞，其后并照样票选袁氏为正式大总统。等到袁氏当选之后，这些从龙之士，就遭走狗之烹了。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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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_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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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要毁党造党】
掉转头来，再看看失败了的孙中山先生，在搞些什么？在二次革命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正式发动之后，孙公本拟南返广州坐镇，不意八月二日舟抵马尾时，得讯广州已败，乃由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暗助，绕道台北，潜往日本。（中山过台北时曾住御成町之梅屋敷，即今国父史迹纪念馆所在地。）时袁政府已要求日本，不许接纳中国“叛党”，所幸中山在日关系众多，而日人亦欲利用中山反袁，所以孙公终能在日定居。
在日本定居之后，中山痛定思痛，认为革命之所以遭受若是挫折，实在是由于革命成功，革命党销的缘故。自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之后，蛇龙混杂，纪律全无。要完成革命，打倒袁世凯，则这个颟顸无能的国民党，非加以改造不可。因此他老人家再度流亡日本之后，席未暇暖，就开始搞起这项毁党造党的工作来了。
说到国民党的改造运动，那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言难尽的大题目。在大陆上它一直就“改组”、“整理”、“革新”的搞个不停。退保台湾之后，还不是在继续“改造”。如今闽南帮当权了，李主席大搞修宪、废省、精省……，还不是另一种的“改造”，哪里说得完呢？今日新党诸公还不是老国民党员吗？只因搞不过地头蛇的闽南帮，还不是毁党造党，才搞出个新党来？
这次孙总理在日本所搞的，也是把老国民党改造成个新党，叫做“中华革命党”。它是个无条件拥护一个独裁领袖的极权政党（atotal…power　party）。当孙公发动组织此一政党时，那些后来才出现的，和它性质相同的政党，甚么法西斯、褐衫党、纳粹党、共产党、列宁－史达林党……都还没有正式出现呢？所以我们孙国父在现代极权思想上，也有他的历史地位呢！政治学家们可能不承认中华革命党是个极权政党，因为它的党章说明革命是分三个“时期”进行的，军政、训政时期之后，还是要回到宪政时期的。其实近代世界史上的极权政党，无不如此啊。上述各党，哪一个党章不是如此说的呢？共产党最后目标是个无阶级的大同社会，那更是牛皮冲天呢！只是没一个例外，大独裁者，都只能停滞在军事独裁阶段，而与之偕亡，再也无法前进就是了。外国的经验姑且不谈，中国后来者的经验就很明显嘛！蒋公连个军政时期也未完成，就退出大陆了。毛公最大的成就，也只是完成了他的军政时期，统一了大陆（还缺个台湾），也就无法再前进一步了。所以孙中山如能真正完成了国民党的军政时期，他就是毛泽东了；他如搞独裁能把天下打了一半，那他就是个蒋介石了。孙公幸运的是，搞独裁刚开始，他就短命死了，那他就是孙中山了。所以就史论史，笔者曾为孙国父庆贺他“革命幸未成功”啊。否则在中华民族史上，他不是蒋介石，就是毛泽东，哪能做孙中山呢？这就是转型期英雄的悲剧嘛！等到我们要谈到国共之别，儒法之斗，和极权民主之争时，再细论之。这儿只能三言两语把昙花一现的“中华革命党”交代一下。因为它是袁世凯时代的产物。不交代一下，在那个时代，虽至圣大贤的孙中山先生，也要搞个人独裁，我们就很难了解袁世凯为啥要做皇帝了。还有那位美国书呆子古德诺，何以背了那么大的中国黑锅，至今仍未得平反，也就很难平反了。
【“中华革命党”的极权架构】
根据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现存史料，中山一到日本，尚住在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时，他就开始组织这个新党了（见《国父年谱》所引誓约原件和党员名册等历史文献。最早日期为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七日）。至于中华革命党是个什么样的政党呢？这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第一，人事和组织都还倚靠当年同盟会的老底子；第二，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进行；第三，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中党魁直接指派；第四，党员分成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三级；而所有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载党章第七条）。因此每一党员入党时，皆须各立誓约，加盖指模，声明牺牲自己，“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见一○二号蒋志清〔介石〕誓约原件。此件签于上海，时间为民国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原件稍有笔误。笔者曾见此原件。有兴趣的读者，可查阅国民赏党史会出版之《革命文献》第五辑卷首之原件复印图片。）
孙公是基督徒，对洋习惯极为重视，因此对此一打指模，宣誓服从党魁，看得天经地义，丝毫含糊不得。他自己身作党魁，也照样宣誓立约，只是把服从党魁改为“统率同志”；把“服从命令”改为“慎施命令”而已。（见同上六四一号誓约，此件孙公亲书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七月八日，唯未按指模。）
据当时亦亲自参预此事的居正，事后回忆，其时同志中，即有人对打指模、服从个人的一些仪式，略有异议，而孙公则寸土不让。居正“犹忆其言如左”：“一、革命必须有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
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唯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
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是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仅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
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如果面从心违，我尚认为不是革命同志。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见《革命文献》，五，页八○～八三。）”
同时孙公对打指模一事，也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不容丝毫更动。那时在一旁观礼的青年居正，不禁感叹说：“总理意志强毅，态度坚决，南山可移，此案不动。”
我们试读上述有关中华革命党的文献，对这一政党极权的性质，应无可怀疑了。有人或许认为国父一代圣哲也，如果真由他老人家独裁起来，其结果一定大异于欧洲之列宁、史达林，更不同于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也。纵是后来的蒋、毛二公，亦何能望孙公之项背哉？你能相信，国父会搞军统、中统那一类的特务政治吗？你会相信，国父会搞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毛记恶政吗？这可能都是事实，正因为国父是圣贤，他不会搞“自古帝王多无赖”的那种无赖勾当，所以他老人家也就失败了一辈子。但是话说回头，孙公革命如果如愿的成功了，我们又怎能担保他不采用后来蒋、毛二公之政策哉？转型期中，形势比人强，有许多必需的恶政（necessary　evils），都是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发展出来的啊。
所幸，还是不幸，此时国民党要员星散。滞留日本者，除陈其美、戴季陶、居正、张人杰、钮永建等数人之外，实寥寥无几。其他主要党人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吴稚晖、蔡元培，甚至中山的死党汪精卫，都对寡头政治没胃口，而闻风远逸，甚或罢工、杯葛，使孙公这个新党始终未搞成气候，最后开了一次成立大会，和若干次小行动之外，也就不了了之了。
【孙总理的感情生活】
中山在此栖栖遑遑期间，想不到政坛失意，却情场得意。在民国三年（一九一四）十月二十五日（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误为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