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史》第140章

、弹药、金银。粮食等等，约略计之，其价值也有一亿多日元。当时，日本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有八千万日元。这次战争掠夺，使日本发了大财。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踌躇满志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政府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注1
日本第一次真正地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此，日本政府便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而作准备。早在马关议和期间，日本陆军大臣山县有朋大将即提出，以“扩大利益线，称霸东洋”为目的，把师团编制加以扩大，以便作为战略单位使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打败俄国远东军队的扩军计划，把师团的建制翻一番，即在原有的六个师团（一个近卫师团除外）的基础上再增加六个师团。并迅速扩大炮兵和骑兵，使其成为能够适应近代化战争的军队。
海军大臣西乡从道大将也提出了庞大的扩充海军的计划。“其目标是要在德国或法国同俄国联合起来时，用以击沉这两个国家能够联合派到东方来的舰队。”注2据统计，日本从中国所取得的偿金，用于陆军扩充费为五千七百万日元，海军扩充费为一亿三千九百万日元，临时军事费为七千九百万日元，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为三千万日元，共三亿零五百万日元，占偿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注3
根据《马关条约》第六款，中日两国还进行了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这次谈判历时一年，双方于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签订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二十九条。条约规定，日人在中国已开及日后约开的通商口岸有设立工厂企业的自由。本来，通过《马关条约》第六条，清政府已经为日本新开了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商埠。在这次谈判中，中国方面提出对日人所开工厂征百分之十的内地制造税，而日方又以此为要挟，胁迫清政府增辟天津、上海、厦门、汉口四处租界。在日本工商界看来，以制造税而换取四处租界的设立，是一个值得庆幸的成功。因为这样一来，日本在中国取得了八处专管租界的设立权，比英国还多三处，其“已达一百万锭并仍在駸駸发展中的各纺织公司的棉纱等各种产品，将滔滔不绝地流进这个巨大市场。”因此，甲午战争成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跳板”。“由于巨额赔款的流入，—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得了采用金本位制的资金，也就拿到了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日本资本主义依靠地理上靠近中国和拥有较多的专管租界，取得了比欧洲列强更为有利的条件，登上了开拓中国市场的新旅程。”注4
于是，日本的企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一八九二年，日本全国有工厂二千七百六十七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九百八十七家，共有三万—千九百一十六马力；而到一八九六年，工厂数便增到七千六百四十家，其中使用动力的工厂发展到三千零三十七家，共有六万四千四百二十九马力，翻了一番还多。注5经济力量也大为增强了。
一八九三年，日本全国共有七百零三家银行，资本约一亿一千万日元；而到一八九八年，便增到一千七百五十二家，资本三亿八千万日元，差不多翻了两番。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从中国的赔款中拿出五十七万九千元用来发展钢铁，并建立了八幡制铁所，决定扩大炼钢计划，在一八九六年实现年产十八万吨钢的目标。一八九八年年底，农商大臣曾弥荒助为取得廉价的铁矿石，曾计划向中国贷款，以租借中国的大冶矿山，但未成功。这是日本企图通过资本输出而获得利权的最初尝试。后来，日本政府便逐步确定了“以国家资本为中心而进行资本输出这种日本式的特殊的帝国主义政策”。注6
对日本来说，占领台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日本首先垄断了台湾利润最大的樟脑业，使台湾总督府财政从日本财政中独立出来。台湾殖民政权又实行所谓“无主地”国有化和进行强制性购买土地，对台湾实行资本扩张。并增加税收，对台湾人民进行敲骨取髓的压榨。连台湾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也不得不承认，从台湾民众的纳税能力来看，其负担太沉重了。日本学者指出：“在台湾内部已经萌发的独自发展的基础，已经被这种征服性的掠夺摧毁了。”注7台湾完全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商品和原料市场。但更为重要的是，占有台湾使日本有了南进的基地。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山县有朋即向睦仁奏称：“我国应以本次战争为机取新领地于海外。果如斯，则为其守备必须扩张军备，更何况欲乘连捷之势趁机成为东洋盟主者乎？盖以往军备皆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若欲使本次胜利不致徒劳无效并进而为东洋盟主，则须谋取利益线之扩张。”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发生后，睦仁授意伊藤博文：“（辽东）半岛不必急取，此次战守已通晓其地理人情，为时不远，或从朝鲜或从某地再战之期仍将来临，彼时取之亦可。”注8日本的北进和南进虽有缓急之分，但对大陆的扩张政策却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
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这种发展是以扩军备战为动力的，使日本迅速走向带有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于是，日本开始成为远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此后的半个世纪中，它多次发动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最后终于遭到彻底的失败。可见，甲午战争的胜利也为日本的最后失败埋下了伏因，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最终败亡的起点。
甲午战后日本的崛起，改变了远东国际形式的格局。甲午战争前，远东地区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是英俄的对立和争霸。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桎梏。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一跃而为亚洲强国，开始挤进了列强的行列。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则一落千丈，沦为受列强支配、宰割的对象。本来，在远东的争衡中，英国是占据上风的。可是，甲午战争后，俄国和法国都加强了它们在远东的侵略活动，德国开始参加远东地区的争夺，美国则先是兼并夏威夷和从西班牙手中夺取菲律宾，继而提出独立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英国在远东的传统的优势地位的挑战。于是，列强在远东地区的角逐日趋激烈，预示着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到来。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整个中国社会震动之大，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从前只被西方大国打败过，如今竟被东方小小的岛国日本打败了，不仅割国土，赔巨款，丧利权，蒙受奇耻大辱，而且进一步刺激了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中国的民族危机愈益深重了。
清政府为偿付日本的巨额赔款，只能向西方列强大举外债。甲午战前的三十余年间，清政府曾向英、德各国商人借债二十五次，总额才四千一百余万两。到甲午战争爆发时，这些外债绝大部分已经偿清。从甲午战争爆发到中日议和期间，清政府又向英商银行和通过德商银行借了四笔外债，共合四千三百多万两。以上借款虽皆以海关为担保，但数额不巨，而且其经济性质大于政治性质，对中国的危害还不是太大。清政府为偿付日本赔款而举借的外债，情形就完全两样了。先后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总计三亿两，连本带利共六亿多两。其数额之巨大是十分惊人的。这三次外债的偿还期，或三十六年，或四十五年，都附加了苛刻的条件。如第三次续借英德洋款，合同言明：以海关税收、苏州凇沪九江浙江厘金及宜昌鄂岸皖岸盐厘为担保；本借款起债后十二个月内中国保证不向他国借款，偿还期为四十五年，中国不得提前一次清还或改变其他还法，此次借款未付还时，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理之法办理。通过这次借款，英、德两国便控制了中国部分重要的财政行政权，而且其期限竟然长达四十五年。列强假此庞大债务攫取了大量利权，使中国处于列强的枷栲压榨下长期不能自拔。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先是在一八九五年，德国即向清政府要求设立天津、汉口两处租界，作为还辽的报酬。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又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