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第36章


拼命讲述“致君尧舜”,而事实上每下愈况,都只是希望自己考取功名以后,“致身富贵”而已。
像孟子一样,极尽所能诱导齐宣王走上王道的路子,结果还是徒劳无功。何况既非孔孟之才,又非孔孟之圣,哪有可能?此所以我们过去的文化历史,始终在帝王专制政体中,“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一个模式之下,度过了两千多年。也使孔孟的道统精神,依草附木式地攀附在帝王政体之下,绵延存续了两千多年。
以前我在读《孟子》的时候,也曾为古圣先贤们发出同情的一叹,写了一首不成才的诗:“千秋礼乐论兴亡,儒墨家家争辩忙。尧舜不来周孔远,古今人事莽仓仓。”我说是不成才的诗,那是老实话,绝不是自谦。
在文艺与哲学相凝结的唐诗里,前有杜甫《过昭陵》的五言绝句,后有唐彦谦《过长陵》的一首七言绝句,都是很好的历史哲学写照,而且很典型地具有温柔敦厚的诗人风格。他的诗说:“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
第一句“耳闻明主提三尺”,是说由历史得知,凡是开国的君主帝王,大都以武功而得天下。这一句和杜甫诗的涵义一样。第二句“眼见愚民盗一杯”,其典故出在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说“愚民有盗长陵一杯土即斩首”的法令,此处影射历史上成王(夺得天下即为天子)败寇(侵犯帝陵即便杀头)的人生悲剧。下面两句,也便是我们常有的感慨,自孔孟以来,后世的读书人——儒家们,虽然满腹诗书,究竟有何用?比较有成就的,也只是引经据典,成为第一流的帮闲而已。等而下之,差一点的,一辈子死于头巾之下,谈今论古,满腹酸腐味道,也就是汉高祖——刘邦口头常常爱骂的“竖儒”或“鲰生”、“腐儒”之类,等于近代常用的“酸秀才”、“书呆子”,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唐彦谦在他后两句诗里便感慨地说,最可怜的是像我们这些念书的,生逢乱世,“千古腐儒骑瘦马”,只有一副穷酸落魄的样子,在那夕阳古道,经过汉王帝寝的灞陵之下,回头望望,发思古之幽情,作一副无可奈何的穷酸样,所谓“灞陵斜日重回头”而已。
在宋人笔记上记载着一则故事更有趣。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经过一道城门,抬头一看,城门上写着“某某之门”四个字,他便问旁边的侍从秘书说,城门上写着某某门便好了,为什么要加一个“之”字呢?那个秘书说“之”字是语助词。赵匡胤听了就说,这些“之乎也者”又助得了什么事啊!
讲到这里,同时要注意中国文化的诗和哲学等等,都有我们民族传统的特性,必须具有温柔敦厚的内涵,才算是忠厚之德,不然,就都流于轻薄。中国人喜欢作诗,无论是古诗或今诗——白话诗,反正大家先天秉性就有诗人的才情,这也是我们民族的特殊气质之一。但是有才华,还必需要经过力学的锻炼才好。比如诗圣杜甫,或者较有名的历代诗人们的好诗,都有这种风格。刚才所举杜甫、唐彦谦两首和历史哲学有关的诗,的确是涵养深厚,使人读了虽然有感于怀,却不致愤世嫉俗。
相反地,有同样的思想,但一下笔、一出口,便具有煽动性,容易引起叛乱意识,犹如《水浒传》上梁山泊式的诗,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那便是前面所讲元朝人作的那首:“中原莫遣生强盗”的诗,你能说这首诗作得不好吗?看来浅显明白,而且直截了当便表白了对历史哲学的看法,哀伤感叹、悲天们人的文学心理,都兼而有之,但它在文学的价值上,就不足为训,不足为法,到底是缺乏文化熏陶的根基。前两首与此有同样的意义,但用不同的文字修养来表达,便合于中国文化“温柔敦厚,诗之教也”的标准了。前面提过近代诗人易实甫先生的“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那就对了,这也是文化与教育最要注意的地方。
尤其是诸位年轻的同学们,如果去当老师,培养后一代,那就更要注意了。像我现在讲《孟子》,讲《论语》,故意用轻松的办法,嬉笑怒骂,来引起大家对固有民族文化思想的注意,只能偶而一用,到底有流于轻率之嫌,不足为训。所以我始终说自己这些讲解,虽然用心良苦,但却不入正途的。大家千万注意这一点,有的人用来可以改邪归正,但同样的方法,被别人用偏差了,说不定会改正归邪了。
现在我们研究,孔孟当时为什么会走这种师道与臣道之间的路线呢?我们知道,虽然后世的儒家,有了门户之见,对于道家的思想起了争论,但是在孔孟当时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儒道之分的。老子有三宝之说: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孟的这种作法,也就是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绝对没有挺身而出,亲自扮演尧、舜的思想。
这种自己绝对不来的态度,是儒家的好处,因为他们唯恐会使天下更乱。儒家自己不来,好了儒家,却苦了天下的老百姓,更可怜的是影响后世的儒家精神,只能规规矩矩走臣道的路子,但是要想“致君尧舜”——走上王道,改变现有的状态,却又往往力不从心,受到各种客观环境的限制而事与愿违。在达不到理想的时候,有时只能以身殉道,充分发挥了“臣节”的教育精神,做到了尽忠报国,尽忠报工而已。如果就行为哲学和历史的事实互相参究起来,那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历代的名臣和大臣以儒家之学,处身庙堂,尽管有许多作为,有许多成就,可是一遇到帝王本身或者宫廷中出了问题,他们便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儒家只是一直依傍人家的门户,无法自立,也无法对天下有更大的影响。让我们抛一句文言,便可说:“至堪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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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王章句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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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
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
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
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由古之乐也。”
曰:“可得闻与?”
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瑟之音,举疾首蹙(安页)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今玉田猎于此,百姓闻工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安页)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瑟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
“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工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今王与百姓同乐,刚王矣。”
讲究礼乐的治道
前面已经提过,《孟子》的这一章,绝大部分是记载孟子与齐宣王的谈话。从齐宣王心理上不忍杀牛的一点善念说起,一直谈到后面实行王道政治的许多问题。
在孟子到齐国的前后,也正是田氏齐国最鼎盛的一个时期。此时,苏秦也到齐国游说合纵的思想。这里的记载,则是孟子在齐国的这段长时间里,与齐宣王多次见面的谈话摘要。
这段又提到一件事,是说有一次孟子接见他的学生,也就是齐国的大夫——庄暴,谈到齐宣王好乐,所引起的一次谈话。庄暴有一天来见孟子,对孟子说:我见到齐宣王的时候,在闲谈中,齐宣王好他好乐,我当时不知道君主们偏好音乐这件事,对或不对,不晓得该怎么说才好,所以没有作答。请问孟老夫子,君王偏好音乐这件事,您认为怎样?
对于这个问题,以我们现代的观念来看,会觉得很滑稽,好乐就好乐!这有什么了不起。好比有一个朋友告诉你,他的孩子一天到晚弹吉他,你一定说,好嘛!
既然有这方面的天才就好好培养他往这方面去发展。所以只从“好乐何如”这四个字的字面上去看,依文释义,或断章取义,就往往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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