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by 柴静》第13章


。她说她从那叹息声里听出了现代台湾人对于宁静的近乎痛苦的渴求。
这渴求,你我并不陌生吧。
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日久,整个人日渐被挫磨得像一根无比纤细的赤裸的神经,被市声反复搅扰,只有每个周末独自在办公室时,听到黑暗中那微微的钟表声,一下下如温柔的心脏跳动;听到风从最高的树梢吹过,一片叶子落地的声音,像几乎察觉不到的一丝痛楚;听到深夜里不由分说的骤雨直披下来,像苍凉又慈悲的覆盖……我都几乎要有泪如倾。那是生命初始与终结时的宁静,是一切悲伤惊惧之后温柔的补偿。
我渴望着会有那样一天,可以长久地站在原野之上,倾听飞云过天的声音,然后,在黄昏栗色的阳光下转过身,大声欢笑,就像这首曲子的名字一样,那是我尘世里的天堂。
时代
有一天下午,在家里看一部清末宫廷的电影,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连环画《清宫秘史》。在一个小孩子的眼里,那是个阴森幽闭的世界,黑白的图案印在粗糙的底子上,线条对照都有点模糊,更有一种魅惑怪异的气氛。时代已经轰隆隆地向前去了,里面的人还是毫无觉察,只是身不由己地表演着戏剧化的人性,极端地膨胀,紧张的扭曲,不动声色地蓄势待发。然而这末代已无华章,连一个帝国的终结也称不上苍凉,只是衰败,被寒夜里大雪沉默覆盖。
看完影片,我站起身,拉开窗帘,初秋下午宁静的日光铺在桌上,外面是婉转的鸟鸣,人生安适而满足。我忽然记起去年元宵夜,我与同事参加报社的游园灯会,红灯照眼中,与人群摩肩接踵。忍不住对同事讲,“活在太平盛世真好。”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日本一位作家文章里说的——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个盛世里着五彩衣翻斗为乐的侏儒。原来那样的卑微里也有无法形容的安乐。

有一段时间跟一个小女孩呆在一起,在夜里不断地醒来给她盖被子,端祥她熟睡的脸。在公园坐水上滑梯时托住掉下滑板的她,在水泥的隧道里划了一身的伤。在雨里弯下身覆盖她……然而,终于要送她回她母亲那里去了,她很兴奋,一大群人来接她。我蹲下身,她亲亲我的面颊。我问她,“你会记得我吗?”她点点脑袋,“会的。”我知道她只是个孩子,很快她会忘记我,然而还是不免惘然。他们都走了,我还是一个人黯然地站了很久。
一个人一生中也许被默默地爱过,他(她)可能一直没有觉察,一辈子也就那样过去了。那爱怎样地刻骨,都像没有发生过。
昨晚下了节目,走下楼梯,听到楼上直播间里的电话铃响,一声一声,始终没有人接。但是铃声一遍遍响下去,听上去像一个人一肚子的话说不出口,满腹的焦急、求恳,流不出的眼泪,说不完的爱。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下去。
诺言
这是在电视台的纪录片里看到的一对夫妻。男的要去当兵,把祖母,父母,弟妹都托付给她,跟她说,“不要把灶火熄了,就算我一时没写信回来,不要忘了我。”
走的人走了60年,没回来过,也没个信,她每天都把灶火烧得亮亮堂堂,她把老人都送了终,弟妹也都成了人。她的头发都白了,可是每天用木梳子沾着水细细地梳成髻——他走的时候她还是个细致周正的媳妇呢。木箱子底下压着她这些年来得的奖状,她总是想等他回来给他看看。
每天黄昏她都跨着门槛等——这么多年她心里存了多少事要给他说。她不知道,在那个片子的结尾,终于找到了她丈夫的下落,他死于1935年,一场战斗中。“李玉成”三个字,刻在石碑上,无数的名字中间。
恒定
星期四的凌晨,4点30分,外面的雨已经下了几个时辰。一阵密一阵疏,一场空白。行李都收拾好了,只有一个小皮箱倚在墙角。
我一个人守着庞大的夜,想着去北京读书的事情,心里很恍惚。
往年的秋天也常下这样的雨,下了节目的深夜,马路上是青湿的灰黑色,干净至极的样子。有水洼的地方,街灯一闪一闪。人还沉浸在刚才的泪笑歌哭中没有回过神,只觉得心里满满的,忍不住嘴角恍惚的微笑。
3年,就是这一个一个的长夜,没有变过的开场白,没有变过的片尾曲,铁了心固执地想要一种恒定不变的东西,是因为惧怕人生中不可解的死生契阔,而3年来苍凉的调子,也不过是因为那似锦的繁华中急急的流年的影子。怎样的紧锣密鼓,急管繁弦,终归要渐渐低下去的。在长夜雨中,凌晨4点30分的庞大黑影里,再怎样“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也掩不住没顶的晨意里透骨的清醒。
黎明就要来了,满城暗嘎的鸡啼。
人间世
天地不仁
宇宙洪荒
人的存在犹如电光石火
而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展
人间世中
就亮起一盏亘古不灭的灯火
梦里不知身是客

每个少年都爱异乡人的传奇岁月,然而身历其中,少了平实细密的生活质地,再强烈的悲欢也只留下影影绰绰的印象。那一点稀薄的怅惘,就是所谓的“天涯若梦中行耳”。
有次深夜下了节目,匆匆地收拾书信磁带,一侧脸,玻璃窗上映着我的影子,只看到脸的上半部,仍然是十四五岁时的面容,什么都没变。窗外月华无声,过去的,只是浩浩荡荡的年华。
一定要追本溯源的话,我与广播的牵连便从那时开始。北方的黄昏总是拉得很长,夏天的帘子挂着,被晒得褪了色。外面人语喧哗,我们住在母亲执教的学校里,每天都有大群的小孩子在院子里玩。我从早到晚地开着收音机,偶尔听“中广”,听的多的是“亚洲之声”。“吴瑞文、谢德莎、申婉、林贤正”,隔了海,也觉得那名字里有家常般的亲切。屋子里光线很暗,白天也开着台灯,写字台上面的墙上,挂的是美丽的画——雪白的窗台、打开的窗、漫山遍野的蔚蓝——那是当时的我能够幻想出的惟一的未来。没有人顾得及我,我也就自顾自地过下去了。

到长沙念书十分偶然。母亲只担心我从不吃米饭的,但想想至多受几年的苦就回来了,何况那一届同乡也多,也就放心让走了。火车咣当咣当走了3千里路,我们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一片一片的湖水,十分惊喜。
我对大学时代殊无留恋,不过只有那段时间是有狂热梦想的。我被那种过分明亮的光照耀着,它暂时改变了我安静羞怯的天性。当时湖南省的电台里经济台是光芒四射的新锐,其中主持人的代表是《夜渡心河》的尚能,锋头一时无俩,在大学生中亦是十分响亮的话题。有次我参加的比赛,他是评委之一,给了我最高分。这大概让当时的我有足够的勇气写信给他,希望可以做暑假的客座主持,信写得十分文艺腔,还附上了所获的种种奖誉。可笑,也有几分“世路无忌”的大胆与诚恳。
他很快给了回音,要去面试。几年之后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个下午——十分暑热,我穿着海军蓝的裙子,背着同色的双肩包,一路问过去,到处是嗡嗡的、不相识的人群,太阳把柏油路面晒得软粘粘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以后很长时间我每天途经那条路时还免不了那种怔忡不安的印象。
后来的那个暑假很吃了一些苦,但因为年轻,连痛苦也成了诗意的一部分。一个人住在高高的6楼顶端,养着一盆半枯的兰花,不由时时想起李贺的“我生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高楼上时常断电停水,但一到傍晚,就一定有一场大雷雨。把花搬出去浇一浇,可以看到满天的暗云滚动奔跑,飞鸟就在身边惊惶逃窜,我张开双臂,把手插到粗糙的、新鲜的、迎面而来的、浩浩的风里。
我做的节目在深夜的最后半个小时,我叫它《另一种声音》,是那个年龄的梦想,苍白、洁净。下了节目骑车回去,有时候夜里下一点仓惶的雨,飞灰似的轻微的一点,寒丝丝的,钻到眼睛里,在那一点孤单的凉意中十分清楚地觉得自己的手、自己的呼吸、自己的存在。
我一直是有些女学生气的,电波里的声音也大致是这样。虽然只是谦卑,但乍听上去却是无来由的狷介,其实只是于人情世故不大通。从小至大与人的对话都是客气而有限,“好”、“谢谢”、“对不起”。面对面低低头就过去了,别人看着我,眼睛里也有隔了几千里的神色。对着话筒,因为有了安全的距离,倒是可以说说心腹话,也常有知己之感。
《另一种声音》只做到9月份,最后一期在中秋节,再不无眷恋也到了结束的时候,说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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