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人与自我-第90章


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用长长的排比句式,描绘江河雨露的千姿百态,最后说:“是以其为器也,芴漠无形,变化无常;乘风凭虚,卑以自居,甄有形于无欲,颁大惠于群生。使身而能化也,吾其为水矣。”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然容易有阔大的抱负;但他又要“甄有形于无欲”,像水那样取一种“卑以自居”的低姿态,却明显是表现了他性情的另外一面。再联想到他同时候写下的那些多情的散文,我就不由地要认定,那敏感而多情的因素,实在是占了他天性中很大一个比重的。他并非没有刚性和雄心,但从内心最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却首先还是热烈、天真与谦和。
但他却遭遇了一个严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越是热烈而谦和的人,往往越容易受到践踏。四十年代的战乱自不必说,就是五十年代之后,种种粗暴的对待也还是接踵不断。他写了一篇《论“文学是人学”》,就受到那样大规模的批判,上海有一家出版社,竟打算连续出版那些所谓的批判文章。虽然他没有被打成“右派”,此后的处境却一直岌岌可危,他成了一面触目的“白旗”,随时都可能被拔掉。甚至他给学生讲完课,刚刚离去,都会有预先布置好的“革命”教师上台“消毒”。再以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会遭受怎样的折磨,也就不必细说了。直到一九七八年,他已经当了三十六年讲师,却仍然被排除在申报副教授的名单之外,仿佛依旧是某种无形的另册中的人物……
即使是像我这样在“文革”中长大,对种种反常现象并不陌生的人,有时候也很难体会,在钱先生陷入的那种生活氛围里,人要维持自己的良知和人性是多么困难。或许是因为天性,他很少采取那种宁折不弯的对抗姿态,倒是常常以忍让和退避的方式,来缓解外界的压力。他由此养成的有些习惯,也一直保留到很久以后,甚至我们做他的学生了,私下里还曾诧异过,说怎么从不见先生与别人据理力争。他对人生采取这种种的低姿态,内心当然会有痛苦,有时在闲谈中,他会对人生的惨淡的一面,发出那样深切的喟叹,就足以令人窥见到他的痛苦的深广。但我想,他年轻时那种对水的向往,是不是又会使他从这低姿态中感受到别一种意味呢?忍让当然是忍让,退避也当然是退避,但只要内心的方寸大致不乱,又何尝不能将这忍让和退避转变成某种隐约的超脱呢?你和钱先生接触越久,就越会从他的温厚和谦和背后,感受到热烈的爱憎之心,与他对散淡超脱的向往同时,还分明涌动着对邪恶的强烈的反感,对庸俗的毫不掩饰的轻蔑。我有时确实暗暗感慨,他经历了那么长期的严酷的生活,却还能保持这样一份正常的性情,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而我现在更多了一个猜测,那《说水》所体现的甘居弱势的天性,是否也是助成他这“不容易”的一个原因呢?
以钱先生的天性,即使不继续先前的散文创作,也会成为文学的爱好者和批评家。他越是想避开污浊的现实,就越会自觉不自觉地沉迷于文学世界之中,当外界的压力一天天加重的时候,他大概也只有在书房里静静读书,才能获得片刻的松弛和欢愉吧。有时候,对伟大作品的感动,竟会成为人体验人性尊严的唯一途径,我想,钱先生对他的写作,内心里一定是极为看重的。当然,就在这一方面,他也常常是采取了低姿态。比方说,自《论“文学是人学”》遭到批判之后,他就几乎再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文学见解,他宁愿通过具体的作品评论,一点一滴地表现这些见解,却无心再做《论“文学是人学”》那样令人侧目的长论。他渐渐形成了一种宽容含蓄的文风,很少写否定性的批评文字,即便有时候非得要说上两句,也总是异常温和,甚至简直就不露痕迹。自然,最能表现他这低姿态的,还是他在写作上的“疏懒”。一般而言,从事文字生涯的人,越是善感多情,就越可能勤于写作。从钱先生早年的散文来看,他分明正是一个勤于用笔墨表达心绪的人。即便后来从事文学批评,情形也还是一样,为了学校里的一次学术报告会,他会一口气写出三万多字的《论“文学是人学”》,就说明他那枝笔是多么勤快。可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环境,却似乎越来越不能容忍一个人再像先前那样真诚地写作,在动辄得咎的形势下,恐怕也只有随时自我调整的人,才可能保持勤奋和高产。这样的自我调整是极不容易的,它常常需要某种特别旺盛的欲望作为动力。可在钱先生,这样的欲望却不怎么强烈,他就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不断地停笔。中国的文人固然有好名的传统,却也有“狷者有所不为”的古训,当文章上的功业竟要以谈世作为代价,洁身自好的人便只能放弃它。功名心是淡漠了,疏懒的习性也确实渐渐养成了,八十年代以来,钱先生的文字仍然不多,大概也有几分是由这习性造成的吧?但我要说的是,他却也因此更多地保留了一份内心的坦然,和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他似乎并没有付出那么重的自我迷失的代价。
这就是他那些为数不多的文章,为什么却能获得很大声誉的原因。不单像《论“文学是人学”》那样的长文,当时就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就是《管窥蠡测》一类的短文,在发表二十年之后,也仍然使我这样的年轻人感到佩服。就如他在整个人生道路上,常常以退避来保全心灵的健康一样,他在写作上也正是以“疏懒”换来了风格的一贯。无论写什么文章,他总是面向艺术和诗意,谈作家对人物的创造也好,谈批评家对艺术的感受也好,谈一个抽象的理论命题也好,谈一出戏剧、甚至一首词的结构也好,他投出的始终是一种审美的眼光。他给自己的一本论文集取名《艺术的魅力》,正是非常确切的概括出了他从事批评的兴趣所在。正因为总是在谈论艺术,他就常常能自然地袒露情怀,他的笔端总是带着情感,从容不迫,娓娓道来,那种诚恳亲切的口吻,确实非一般人所能摹仿。他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要有“事外远致”》,在我看来,他自己的文章就常能表现出对这境界的追求。他笔下绝少峻急愤激之气,从娓娓道来的风度之中,你倒常常能感受到一丝飘逸的气息。即便分析一个很小的细节,他也总能向你传达出对于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他的文字远离匠气,更没有那个时代司空见惯的呆板和矫情,倘若不是心中远远地悬着那一个“事外远致”的境界,这些怕都是难以做到的吧。不用说,他的文笔的最大特色,就是对人情和人性的一贯的尊重。只要有可能,他总会以各种方式表露他的这种尊重,强调文学是“人学”也罢,辨析文学的“特征”和“魅力”也罢,他的根本立论都在这一点上。说起来,这应该是人人能懂的道理,并不算怎样的深奥,但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要像这样固执地重复这些道理,却又分明需要勇气,需要坚守良知的决心。在一个连基本的是非都颠倒了的社会里,能够不丧失对于普通的人情物理的正常感觉,已经不容易了,再要坚持把这些感觉说出来,就更加难得。八十年代中期,钱先生在自己一本书的后记里,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在前进道路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变化之大是十分惊人的。而我的这些文章,大家可以看到,对艺术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却是前后相当一致,很少大起大落的变化。这,一方面固然多少显示出了自己的一点诚实之处,不轻易人云亦云地去谈那些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或者还不十分理解的东西,总希望竭力做到使自己所说的和所想的能够比较的保持一致。但另一方面,却也充分说明了自己的驽钝,适应性太差,不能与时俱进。不过,如今当我动手来辑录和整理这些旧作时,却也因此而几乎可以不必作什么改动,很少有因为形势的变化而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观点或某些提法的情况,这一点,却也是很可自慰的。”在那一代作者当中,能这样坦然回顾的,又有几人呢?
一个人的写作会具有怎样的意义,除了来自他自己的愿望,恐怕更多的还是取决于时代环境的作用,即如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就有许多在学术价值之外又兼具一种证词的含义,以至有论者公开断言,说批评的意义正在于为时代作证。我也很愿意这样来理解钱先生的文字,它们不但是一种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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