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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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于商人，未闻文章学问，亦听气候于商人者也。吾扬之士，奔走蹀蹀于其门，以其一言之是非为欣戚，其损士品而丧士气，真不可复述矣！”在此前寄堂弟郑墨的一通家书中，自觉已成为政界人物的郑同样愤激于“近日写字作画，满街都是名士”这样在他看来简直是人心不古、衣冠蒙羞的文坛状况。然而叫人不敢相信的是，仅仅数年以后，突然被罢官的郑荷笔彷徨，走投无路之际，不得已只好又回到扬州重操旧业，成为那里听气候于商人，写字作画，满街名士中的光荣的一员。　
第四章
两个板桥（2）
公元一七三七至一七四二年间郑板桥匆忙的身影象一架短途客机在江南的几座大城市里不停地飞来飞去。那时他的现实身份已是“赐进士出身”，却令人沮丧地什么职务也没有。他当然希望立刻弄到实授。设计中的方略仍然是通过对江浙官场位居要津者的上诗——恭维加自我推荐——这样毫无新意的公式。他诗集里的一大批谄媚之作即集中写于此时，诸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谢大中丞尹年伯赠帛》《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送都转运卢公四首》之类。几年以后当他在县署中为诗歌界的恶俗痛心疾首，认为“近世诗家题目，满纸人名……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时，显然已经忘了当初他自己也是这方面的一个顶尖高手。好在他的健忘症使他一生中对自己的言行不一始终都能保持从容的态度与恬然的心境，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可能还要提到。　
这里有一个特殊人物必须进入我们的视线，那就是郑板桥诗中谦恭有加的都转运使卢公——即乾隆初年扬州的最高执政官之一——两淮转运使卢见曾。这个被袁枚戏称为卢矮子的家伙，本身就是一位名气很大的诗人，加上又身处财富与权势的中心，其对四方穷愁潦倒文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由于清廷的盐政象今天的烟草一样采用严格的专卖制度，官督商销，从沿海产区运往内地，其中的利润最高竟有百分之五百之巨。而都转运使大人就是掌握盐引（食盐专卖证），权势熏天，想让谁发财就让谁发财的那个人。商人们手捧珠宝与美妓围绕着他的情景就象一群饿犬围绕肥肉，而朝中大佬因为每年都指望他丰厚的“炭敬”和“冰敬”，与他的关系自然也就非同寻常。以至这个职位在后世的经济学家眼里被视为官僚资本、商业资本黑箱运作的一个典范。打秋风的文人墨客在考虑对象时往往也视此为首选，何况慨然以一代宗师自命的卢矮子以及稍后的曾宾谷风雅的生性，使他们对此基本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以这个从三品官职年俸银一百三十两的区区收入，要支持这样体面豪奢的生活显然非常困难。受贿以及巧立名目侵吞公款于是也就成了当时情况下可供选择的主要手段。可怜的卢矮子后来终因江南盐政案的全面暴发而伏诛。曾宾谷的下场自然也同样
倒霉。“曾为盐政时，有孝廉某谒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以诗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乐老臣心’，上句谓其谄和坤得进，下句谓其日事荒宴。言官以上诗上闻，曾遂得罪永废。”（《清诗纪事》第十四册）此事后来被龚自珍写入他那著名的《咏史》一诗，其中除郁达夫先生所激赏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外，尚有“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贫狎客操全算，团扇才子踞上游”云云，俨然一副扬州政治、商业、文化的众生相。确实如此，如果你想要了解清代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人生中的真实嘴脸，应该找不到比扬州更好也更深刻的舞台。　
郑板桥上诗一事发生在卢刚到扬州上任后不久，在这满纸谀言的四首律诗中，为了求得卢的力荐，竟然将之比作李白与杜甫，又吹捧卢的父亲及其家世的清德，然后才婉转地提到自己“惟余引对又空还”的不幸现状，最后又突然笔走边锋，以退为进，自称“吹嘘更不劳前辈，从此江南一顽梗”。其精义完全符合司空图论诗所要求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谒呈其它权贵人物时，郑使用的大致也是这种高明手段。但他的未能如愿以偿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寻常诗才还不足以引起这些南方政界权要的重视，二是卢当时适逢朝廷突然检查财务，惊恐不安，以至无暇他顾。在经过将近两年的漫长等待与失望后，郑只好又到北京去另找门路。神通广大的李复堂为他引见了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也不知郑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以至迅速讨得了这位小他近二十岁的王爷的欢心，仅半年不到，一顶山东范县知县的乌纱帽旋即到手。可以想见这个堂堂七品正职对多年来一直担任乡村教师兼流浪画家，尝尽穷愁滋味的郑的重要意义。在当年由郑亲自手写刀刻，承揽全部出版活计，并为之撰写跋文的慎郡王的两册诗集《随猎诗草》与《花间堂诗草》中，显然出于感恩涕零的理由，郑一口气拉来五位唐代大师加一位宋代名将——杜甫、韩愈、王
维、杜牧与韦应物，还有岳飞——来形容这位年仅二十余岁的诗歌爱好者的艺术成就。就算我们不去过多指责这种所谓评论骨子里的谄媚与不负责任，甚至相信他当初写作态度的真诚——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报答自己的恩人。但我们又如何理解此前此后他对别人巴结豪门、挟权贵自重的鄙夷和愤怒呢？我有一个痛苦的发现，那就是，当我们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们和传统印象中的那位郑板桥的距离也就越来越遥远。任何推崇他的人都乐于举出他的清正与骨气作为立论依据，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他象画在纸上的那些自我标榜清高的梅兰竹之类一样，根本经不住现实风雨的淫浸与吹打。郑板桥对今天的文学史家的意义显然在于他用文字为自己塑造的那个高大、空洞的自我形象。如果打一个比方，他善于让我们看到水面的亭亭荷花，深藏起下面满身污泥的藕节——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两个板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郑板桥一生被迫充当的只是它们之间的调解者与仲裁者的角色。　
山东是郑板桥继扬州以外的主要生活舞台，公元一七四二年春天当他以一个功成名就者的身份坐上范县正堂的太师椅时，迫不及待所干的头两件事就是娶了个名唤饶氏的小家碧玉当小老婆，然后迅速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讨小”（瞿兑之《养和室随笔》）作为那个时代满身酸气的知识分子人生得意后的主要功课，我们遗憾地看到愤世嫉俗的郑非但未能跳出这一传统窠臼，反而一身而两兼之。但我可以保证他的娶妾仅仅出于宗嗣方面的考虑，并无风月与色情的因素在内。他严重的同性恋倾向使他对女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与回避。我们很快可以看到，一年多以后饶氏侥幸得子，马上就被无情地遣送回郑的兴化老家居住（其子复于五年后死去），而他的原配徐氏携带两个女儿已在那里守了多年的活寡。有些论者总喜欢喋喋不休地根据郑的自吹肯定他的亲民思想，但他对待自己家人的令人寒心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足够的怀疑。我们还可以看到，几年后他的二女儿出嫁，尽管那时郑已囊中颇丰，但为了证明自己的风雅与清贫，他仅送了她一幅墨兰作为嫁妆。而根据《板桥润格》，当时他尺寸最大的画作的市场价格也不过只值白银六两。　
那么对于郑诗中口口声声自我标榜的关心民瘼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在当时既被他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又作为打击别人的有效武器。政治在我看来是观察这些作品的一个相当有效的角度。作为一生都以矫揉造作为能事，仿佛演员不停变换角色的人，郑初任县令时给自己的形象定位是闲适与太平。“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日高犹卧，夜户长开。讼庭花落，扫积成堆”，这就是他上任初年所作的《有年》与《止足》中的名句。尽管这仍然拾人牙慧，因为《清稗类钞》引前人笔记中就有“政平人和，讼庭花落，厥为雅吏，而亦有三声。三声者何？则为唱曲，为吟诗，为下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