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脸》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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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关系混得也不会怎么样。这一点从这些人一开始就对婚事持反对态度就可得知。唯一对她爱怜有加并可以倚之如长城的一个人就是她的丈夫,还有一只雪狮子猫和一只名叫双环的小狗,也即龚自珍诗中所谓“长安俊物”。 
第四章
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3)
五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发生在当初的这场围绕丁香花案展开的争论是多么的片面且于事无补。再翻出张璋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的附录部分,有那么多文人学者卷入了这场讼案,舍本求末地各执一词。藏书家陈士可好不容易弄到久佚的太清词集,著《蕙风词话》的况周颐被里面的内容吓坏了,删改过半不说,私下里又抽去八首,硬是把阮玲玉弄成了祥林嫂模样后才敢由西冷印社出版。吴昌绶编《定庵先生年谱》,置龚父任上海警备司令多年,岁入巨万,动辄几千银子汇至京师供儿子买古董的事实于不顾,将龚道光十九年的出逃说成是“先生官京师冷署,俸入本薄……境遂大困”。意思是说因为饿肚子才突然想到辞职回家的。冒鹤亭从其外祖父周星诒先生处得闻龚顾韵事,私心慕之,除转述好友曾朴外,另作《太清遗事诗》六绝句纪怀。身为满人后裔的书法家启功先生对此颇多诘责,“无论其事曾氏无从得的知,即冒翁又何从而目遇”。好家伙,不是亲眼看见的简直就不能说了。龚逃离京师后老婆儿子多次致信要求将她们接回杭州,然而龚始终“惮国门不敢入”,“遣一仆入都迎眷,自驻任丘县待之”。“儿子书来,乞稍稍北,乃进次于雄县”。“又请,乃又进,次于固安县”这样出于龚自述的证据凿凿的事情,也被在丁香花一案中持
否定意见的孟森先生解释成是“定公清兴所至,原难以常理论”。另外,对于龚在丹阳的暴毙,当代学人朱维铮先生认为“说不定就是乱吃乱喝,得了某种急性传染病而死”。而在此之前,以女文豪自命的苏雪林甚至将龚诗中对一大脚女子反复多次,毫不掩饰的赞美,也非要小心翼翼绕过顾太清,将之考证为是对另一满族女子的恋情──道德捍卫者的用心真是良苦得可以。(顺便说一句,苏的那篇考证龚顾情事的文章不值一驳)但有一个真实得让人害怕,象天安门矗立在长安街上那样的事实他们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龚写于流亡途中的那首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一首》。“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具体的地点、场景、人物,具体的交往情节与特殊环境中人的服饰,除顾太清外简直不容人作第二人想。即使辨舌若电,与人为善如孟森先生者,也不得不承认“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但如果谁认为这种对私情的大胆描述系作者行文粗疏,失于检点所至,那他肯定是错了。实际上这是龚自珍自以为是的深谋熟虑的产物。要知道在当时黑云压城、风声鹤戾的危急情况下,通过这样的过激形式,将自己的行状一下子全部置于公众的视线之中,应该不失
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包括他的突然离京,辞职理由的自相矛盾,将妻儿扔下不管,以诗告别诸友等一系列反常行为,不妨都可以看成是这种策略的一部分。从离京后致好友吴虹生的札中形容自己的流亡生涯“弟颓放无拟,往来吴越间,舟中之日居多”的谨慎,到在杭期间一连用十多个“劫生”“浩劫”来表达自己的生还之喜,到后来敢于接受丹阳县的教职,我们大致可以相信他在惊惶之余,对自己亲自设计并努力扮演的这个角色还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尽管两年后仍然遇害,但正是在这弥足珍贵的两年间,他以心灵受压过久突然爆发式的激情、悲愤和汪洋恣肆,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很难想象十八卷的《龚自珍全集》里没有《乙亥杂诗》和《庚子春词》,那情形就象是从鲁迅的小说里抽掉《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龚自珍的一生中没有顾太清,那情形也象鲁迅先生四十五岁那年没有遇上许广平。 
六 
一八○二年秋天当龚自珍初次跟随调任京职的父亲来到北京时,当然不会想到三十七年后他的离去会是那样狼狈。那时生活在他眼里象一本精采的书才刚刚打开,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喜欢高谈时事,最狂热崇拜的一个人是北宋有争议的政治家王安石,除了一遍遍地用蝇头小楷抄写王的策论外,甚至服饰上也对他的政治偶象进行刻意模仿,以至都下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流传着有关他“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屐,十年不更”的轶闻。几年后的结婚同样也不能令他有多少改变。《清稗类抄》说他刚做父亲不久后的一个秋夜出去拜访朋友,当主人从内室披衣出迎,发现站在门外的龚依然一如往常,身披一件旧纱衣,“丝理寸断,脱帽露顶,发中生气蓬蓬然”。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形象基础上再添加一张“广额巉颐,戟髯炬目”的尖脸和矮小,瘦削的身体,这对他的那些崇拜者,尤其是那些为他的天才所倾倒,因而想象他剑眉朗目、风流倜傥的人应该是个不小的打击。 
龚自珍的奇特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形象,他的嗜赌,他的仗义,他的政治和军事才干,他的收藏癖与两次令人生疑的发誓戒诗,新边疆观念,文学上的罕见天赋以及一手臭字,都注定要使他成为一生都处于媒体(当时叫朝议)关注下的人物。十九世纪前期的北京曾一度点燃过青年龚自珍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想,因为它是财富、权力以及文化的象征,也因为它萌芽中的新思想下汇聚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白天分别在中央政府自己的小小办公室里编邸报,绘地图,研究边疆问题,制定赋税政策,晚上则聚集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谈国事。但国家在浩浩荡荡输运鸦片的洋船面前的束手无策以及奸臣的当道,很快使他们年轻、骄傲的脸上禁不住泪流满面。短暂而虚幻的强国之梦破灭以后,魏源立马去两江总督陶澍署中充当高级幕僚,并通过倒卖食盐许可证很快使自己暴富起来,在扬州置地买宅,成为寓公。林则徐后来虽被派去广州禁烟,朝廷内外却又颇多掣肘,结局相当不幸。何绍基沉溺于六王法书,专心致志写字礼佛打发时间。而龚自珍再度“狂来说剑”不成,只好又“怨去吹箫”──为自己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寻找一个情感的宣泄口。大约正是在那段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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