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作者:韩石山》第29章

鲁迅的这篇文章题为《“公理”的把戏》，说到李四光时，又说他不也是正在坐中“维持公理”，而且演说的吗？却不是无中所有，乃是有来由的。
这就要说到李四光在女师大风潮中的表现了。
李四光的夫人许淑彬，是无锡人，与杨荫榆是同乡，当时在女师大附中任教。女师大风潮起来后，和陈西滢一样，李四光也是“教育界公理维持会”的一员。按说也是普通的一员，不应引起外界的什么非议。不幸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这天，杨荫榆动用巡警强制女师大学生离校时，他恰好在场，于是被激进学生视为支持杨氏的“三勇士”之一。具体描述是，“杨氏率打手及其私党萧友梅、李仲揆、夏莲芳汹涌入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件过后，李四光觉得太委屈了，便写了篇《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登在八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上。
虽是科学家，他的文笔还是很好的。这也是那一代学人共有的一个特点。整篇文章，虽是诉委屈，抒愤懑，也尽量让自己的心态平和些，文笔轻松些。一开始，先说北京人的看戏。听说北京老听戏的大爷们有一个特别的习惯，那就是他们必要到什么梅兰芳王凤卿出台的时候，才到戏园；那些名角唱完的时候，恰是戏曲完场的时候，也恰是大爷们戏瘾过足了的时候，那是何等的畅快。而这些日子，北京女师大正在上演着一场“新剧”即女师大风潮，这么好的戏，怎么能不去看一看呢。
接下来说，恰好有一天晚上，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打来电话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里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他当时问杨如何解决，杨说：“现在在电话里讲不清楚，一定请你明天到学校里参观，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他当时想到，杨和自己不过见面两次，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像江亢虎那样犯复辟的嫌疑，又想到如若杨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为什么不学北京大爷们的办法去得一点经验？所以便应充了杨的邀请，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他这样骑自行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2）
第二天早上，小雨纷纷，景象黯然。天然的布景，已经给了他一个极深的印象。他跑到女师大前门的时候，只见了若干名卸除武装的巡警，或坐或站，挤在廊下。门役领他到一个灰尘满地的客厅，待了四五十分钟，忽然听着门外的汽车声，嘈杂声，骂声，叫声，“杨荫榆来了……杨荫榆来了……”这是他所见的第一幕。
办了几种手续（如传递名片，学生的检查等等），护校的学生放他进去了。在一间热极的小房子里，见到了杨荫榆，只见有几位学校的教职员，并无所谓参观的人士。吓得像狗一样的听差不断的向杨校长报告，一会儿说某某门已经被学生把守了，一会儿又说外间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来捣毁学校。谣言蜂起，议论风生。校长、职员、听差连开了几次联席会议，好容易才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大门关上。这些人忙乱的时候，他坐在一旁，只看见那些“保护”的巡警站在门前，你一声，我一声，在那儿张开大口换班打呵欠。看守巡警的女学生，三五成群，你一句，我一句，唱出许多不甚雅听的口号。这样过了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过去了。他们在那里做戏做不出来，似乎并不十分着急，可是他这个看戏的人却急死了。
他再三向杨校长告辞，终不得允许。待到下午三点多钟，实在忍耐不了，就红着脸皮说了几句对不住主人的话，杨校长连声回答说：“我现在要办了，请你再待一会儿。”
这样李四光就只好再待下去。下面是他看到的真实的一幕和他的感叹：
确实不虚，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皇天……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务课升到校长室办公！这可算是我所见的第二幕。
这种戏我再不要看了。所以无论如何，要求了杨先生放我出去。杨先生道了歉，准了我的要求。阿弥陀佛！我竟逃脱了苦海。可怕的是那无限风波，无量劫数，要到何时才可了结。
朋友们说，有人以为我是“杨先生的死党”。无论就私交，就职务说，这个头衔，我真不配。我并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闲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可是杨校长已经死了，问题已经变更了，我不过为那位校长先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完了，还有什么话说？
这是一个科学家看到的八月一日的现场。跟学生们的描述，跟鲁迅等人笔下的描述，何啻霄壤。我们是该相信这个无辜的科学家呢，还是该相信那几十个情绪激动的学生，还是应当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场的鲁迅等人呢？
“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这话是多么沉痛。
不管后来的事态怎样发展，不管后世的历史学家怎样记载，至少李四光的记述，可以作为一种参照，多少修正一下我们的偏见吧。
有了这档子事，又让学生那样一描述，李四光也就难逃拥戴杨荫榆的干系。既是杨荫榆的死党，也就必然是鲁迅的死敌。这样鲁迅在文章中顺便讽刺一下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要是不讽刺一下，那才是怪事呢。
再回到《西滢致志摩》上来。看陈西滢是怎样为李四光抱不平的。当然，他举这个例也是为了说明他的那个看法，即“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罪状”。信中谈到李四光时是这样说的：
李仲揆先生是我们相识人中一个最纯粹的学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他为副馆长。他因为也许可以在北京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来，也就答应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几个肯这样干。然而鲁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李四光看到《晨报副刊》上的“一束信”，知道陈西滢谈到了自己，此前也一定看到过鲁迅对他的嘲讽，便给副刊的编辑徐志摩写了封信。一则是为了准确说明他在京师图书馆担任副馆长的薪水问题，再则也是忍不住要说说鲁迅对他的诬蔑。
他说他今天看到贵报副刊《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有一段记载与他个人有关系，所以不得不有所声明。他答应到国立京师图书馆去供职以前，曾经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当面商量，向学校请假一年。蒋先生也表赞同，以后又正式具请假公函说明此事，这封信现在还在蒋先生手里。鲁迅说他是以北大教授兼国立图书馆副馆长一层，绝对与事实不符。
接下来谈到他的薪水。说他初到图书馆的时候，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方面，曾通过一个议案，议决副馆长薪水每月五百元。当时他曾再三向委员会委员长说明：他个人的生活简单，不需要那个数目。但是此事已经议决，并且副馆长是机关中的一部分，他未必永久是副馆长，在未经正式的手续以前，不便立刻变更决议案，以至牵动全盘的计划。所以他当时想出一个办法，只受半数，其余一半，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并且正式作函通知委员会。前天陈西滢先生匆忙中问他在图书馆拿多少薪水，他答道：“只拿二百五十元。”鲁迅先生未曾详察事实，竟然写出“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一句话，他实在不敢承认。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3）
说鲁迅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作“捕风捉影之谈”的习惯，并不奇怪。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