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河镇》第249章

蒋介石原则上同意了上述协议，但却只答应以领袖的人格作担保而不履行签字手续。
不履行签字虽有悖于惯例，但为了不使和谈因这一形式之争而趋破裂，周恩来说服三位一体做出了必要的妥协。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为了给蒋介石挽回些面子，为了不使蒋介石反悔，同时也为了不给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留下口实，张学良向蒋介石表示：“委员长既已答应抗日，就仍然是我们的领袖。我准备亲自送委员长回南京。”
四方会谈结束后，政治设计委员会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就放蒋的条件进行了磋商，一致认为蒋介石在离开西安前，必须做到：一、中央军撤出潼关；二、无条件地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三、在谈判通过的条款上签字，并公诸报端。
矛盾的焦点，由放蒋还是杀蒋，瞬间转化为何时放蒋与如何放蒋。
“汉卿！你看。。。。。。”二十五日一大早，宋子文急急忙忙地将一封信递到了张学良的面前。惊疑中张学良接过信打开看时，见上面只有寥寥数语：“达成的协议必须签字！否则，即使张杨两将军愿意放蒋，我们也誓死反对。”落款是“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全体将士”。看罢，张学良立马坐不住了。“夜长了梦多。汉卿，快拿主意吧！”宋子文催促道。张学良猛地收住了脚步说：“子文兄，你快回去准备。我们马上飞南京。”
宋子文走后，张学良一把将赵一荻搂在了怀里，在吻了又吻后，他告诉她说自己有点急事，可能要耽搁上三五天才能回来，说完就急匆匆地下了楼。
没有杨虎城出面，张学良深知谁也休想离开西安半步，于是他立即驱车来到绥署：“虎城兄！我得马上送委员长走，否则就要出大乱子。”说着张学良将那封信递给了杨虎城。趁杨虎城看信的当儿，张学良伏在杨虎城的案子上，奋笔疾书起来。
“就这么让他走了？”杨虎城吃惊地问道。“再不走就走不成了。虎城兄，出了事你我可都担待不起啊！”将写好的手令交给了杨虎城后，张学良焦急地接着说道：“这是我的手令。西安方面就拜托老兄了！”杨虎城担心地说：“汉卿，你不能走！把这一摊子撂给我，我怕是力不从心。”他本不同意放蒋，更不同意张学良送蒋，于是极力加以劝阻。
三国时，陈宫也曾捉曹放曹，后来又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宁教我负天下人，勿教天下人负我”的曹操，但最终还是被曹操杀害在白门楼上。自古请客容易送客难。张学良此去还能回来吗？轻飘飘的一纸手令，在杨虎城的手里却似重若华山。
“没有时间再过来过去了。有孝侯（于学忠）相助，你就放心吧！走，我们一块去机场。”张学良说。“总得跟周先生打个招呼吧！”杨虎城说着就要伸手去抓话筒，却被张学良硬给拉走了。
电话铃陡然响起，周恩来连忙抓起了话筒：“哦！是赵秘书。。。。。。什么？送蒋介石。。。。。。噢！我这就去。”啪的一声扣上话筒后，周恩来急忙吩咐说：“走！去机场。”
当周恩来十万火急地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腾空而起。这时杨虎城无可奈何地迎了过来。望着越飞越高也越来越小的飞机，周恩来仰天长叹曰：“这不是列队送天霸，去负荆请罪吗！”
周恩来所说的“列队送天霸”和“负荆请罪”是两个典故，分别出自京剧《连环套》和秦腔《将相和》。
当年武侠窦尔墩与黄三太比武时遭其暗算。窦尔墩托黄三太之名盗走了梁九公的御马以报复黄三太。梁问罪于黄三太之子黄天霸，并责其限期破案。黄天霸以拜山为名找到了占山为王的窦尔墩。窦虽知其为仇家之子却未加伤害，并相约次日在山下比武。黄授人盗走了窦的兵器护手双钩，却故意将他自己的钢刀留在了山上，致窦误以为黄身怀绝技而且颇有义气，于是牵着御马随黄去投案自首。
第四十八章苦谏哭谏均无果兵
昔日赵国老将廉颇对资浅而官拜上卿的蔺相如颇为不满，于是百般寻衅予以羞辱。相如因处处避让而被门人质之以“庸人尚羞之，况将相呼”。相如回之曰：“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廉颇闻之，乃肉袒负荆请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寛之至此也。”
为了应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变故，红军奉命紧急移师关中，设前敌指挥部于安吴，第二方面军驻军云阳。
张学良做梦也不曾想到，从飞机起飞的一刹那起，他将永远地告别了西安的父老乡亲，永远地告别了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两位，也永远地告别了他父子苦心孤诣经营了数十年的东北军全体将士，彻底地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彻底地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也彻底地结束了他率领二十万东北军披甲还乡的梦想。
《捉放曹》的悲剧还没有落下帷幕，《玄武门》的悲剧又再次敲响了开场的锣鼓。
唐初，高宗的长子英王李建成，次子秦王李世民和四子齐王李元吉因嗣位之争，不惜同室操戈手足相残于古长安大内的玄武门，史称“玄武门之变”。论德论才论能，李世民自然应是继承大统的最佳人选，但在那个世袭罔替的封建时代，他却必须弑兄杀弟才能成就帝业。其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皇家多子嗣而天下却只有一个，李世民虽集德、才、能于一身，在伯仲叔季中却屈居第二。世人只知为悲剧而叹惋，却不知其为历史的必然。
没有民主与法制，没有基于优越体制上的民主与法制，悲剧将永远难以幸免。
“汉卿，陈诚他们还在西安，你我到南京后怕是不好交代，你看。。。。。。”在洛阳，蒋介石一改去年居高临下的态度，用“商量”的口气对张学良说。在张学良的感觉中，今日洛阳这种“商量”的口气，比去岁在西安时听到的训斥还要严厉。张学良原想以“委员长为啥不释放上海爱国领袖”的话来回敬蒋介石，但在沉吟了半晌后，说出口的却是言不由衷的“我立即致电让他们放人”。洛阳毕竟不是西安，张学良一下子没了底气。
在扣留张学良后，蒋介石继续食言而肥。他一面下令将杨虎城于学忠两人撤职留任，委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并调集三十七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进入潼关直逼西安，一面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供西安方面选择，企图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分化瓦解三位一体逼其就范。甲案是中央军入驻关中，东北军西撤甘肃，红军返回陕北，十七路军移驻渭北并主政陕西；乙案是中央军进驻西安，红军返回陕北，十七路军西移并主政甘肃，东北军南撤并主政安徽。
陈诚等人放还是不放，东北军中的少壮派与元老们各持己见；接受甲案还是乙案，东北军跟西北军莫衷一是，托派们又兴风作浪推波助澜树欲静而风不止；国特们戳七弄八吹胀捏塌唯恐天下宁而不乱。古城西安又一次变得杀机四伏险象环生。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且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张学良廿五日。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这是张学良临走时写给杨虎城的手令。其中孝侯是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字，何、王、缪、董则分别指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和总参谋长董英斌。而“以杨虎城代理余之职”显然是于仓促成文后，又觉未尽其意而加上去的补笔。
一手拿着张学良的手令，一手拿着张学良要求放陈诚等人的电文，杨虎城陷入了两难。
四年前于学忠就是河北省主席兼五十一军的军长，因一贯坚持抗日，在《何梅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不得不命其撤出河北改任为甘肃省主席，并继续任五十一军军长。虽说是东北军中的元老，于学忠却因祖籍山东而一向被东北军认为是外来户，加上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即兰州事变的翌日，于学忠便匆匆地回兰州以善其后，因此根本帮不上杨虎城的忙，更谈不上给他分其忧。
对蒋介石食言而肥无理扣押张学良行径，独撑危局的杨虎城曾领衔通电全国以示抗议。《解放日报》以“西北将领求和平而不得求抗日而不能”为题，发表了“通电”的全文。因通电发表于民国二十六年的一月五日，故被称之为“歌电”。
为不负重托，杨虎城也曾到前方看望和慰问过东北军的官兵。官兵们虽热情地欢迎并接待了他，但底下却谣传说他对东北军有所用心，因此张学良的手令对杨虎城来说形同废纸，根本不能帮其约束和节制东北军。
“陈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