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是医生》第26章

当今医学朝着多个方向迅猛发展，诊疗技术日新月异，病理学也进入了以分子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电镜技术应用等分支学科为标志的全新时代，而传统意义上的尸体解剖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全球性低谷。然而，现代科学技术赐予医学的“千里眼”仍不足以将疾病的一切“尽收眼底”，我们间或在不明不白中“失去”我们的病人，我们在惋惜中猜测，在猜测中惋惜，常常忽略了尸检这个反映疾病最真实最直接的手段。
其实也不完全是忽略，更多地时候，我们和病人家属一样不愿意去面对。死者已矣，入土为安，身体发肤尚受之父母，再做尸体解剖似乎极不人道，而面对刚刚枯萎的生命之花，张迪父母的心一定正在滴血，在我看来，“尸检”二字对他们而言无异于在心头再插上一把匕首。
在现今中国的医疗环境下，谁也不愿意“惹事”，我们用“善良”的想法将谈尸检这件事加以包装，慢慢地变成了一种习惯，最后它俨然就变成了一纸形式。
“既然死亡是任何人也逃避不了的‘铁律’，我们需要正视死亡和善待死亡。如果医生对尸检都畏手畏脚，对离奇的死亡不加以思考和总结，那么下次发生同样的情况之时，他仍然守不住生命。对于病人而言，尸检是人生旅途的最后总结，是人生大书的最后题跋，它实际上维护了人的尊严和生命的权利。我们既然竭尽全力也没能给病人生的希望，就不要再给病人和家属留下死的遗憾。”兰教授看出我们的犹豫，缓缓地对我们说，然后，她收拾桌面上的东西，起身出门。
这些大道理我们未尝不懂。然而，理想被现实所打磨，处事也变得圆滑。即便我们的内心是一团火，生活为你准备的往往是一盆冷水。眼见到兰教授不容分说地出门了，我们也只能紧跟着，但我的心里暗自琢磨即便是兰教授出马，恐怕也会是碰一鼻子灰。
张迪的遗体已经被送往太平间。我们尾随兰教授的脚步踏上通往地下室的楼梯。说实话，工作这么多年，太平间所在的楼层我还从未去过，此番前往，并没有什么阴森可怕的感觉，楼道里亮着暖色光的灯，楼梯边的扶手擦得铮亮。这是个少有人迹的地方，我们行走的脚步很轻，但声声入耳，随着楼层的下降，周围的空气充满了肃穆和凝重，我们看到了楼道尽头太平间的大门，那里阻隔了太多的生死和数不清的情愫。
太平间门外是等候厅，沙发上坐着一对中年夫妇，妻子一脸的憔悴，头发有些乱，脑袋斜倚在丈夫的肩膀，丈夫的手臂搂着她的肩膀，目光空洞地看向前方，脸上的表情很肃穆。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朴素地摆着一盆白色的小花。沈一帆告诉我们，他们就是张迪的父母。
兰教授放慢了脚步，带着我们继续往前走。我突然觉得浑身不自在，脸上的肌肉仿佛要抽动，短短十几步的距离，我每走一步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悄悄看了一眼其他三个总值班，他们和我一样，头微微低着，眼睛飘渺地扫着四周。
当我们几个出现在那位中年男子空洞的视野中，过了好几秒，他才把视线聚焦在我们身上，他轻轻晃了晃倚在肩头的妻子，两个人直起身来，对着沈一帆轻轻鞠躬，感谢他为抢救自己孩子所作出的努力。沈一帆很尴尬地接受着。
我心里一颤，我不能想象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也不敢去触动他们此时脆弱的神经，我的脑中呈现着一幅画面：一对温文尔雅的夫妻听说“尸检”二字后咆哮地喝退我们，或者用鄙夷不屑的目光打量我们这群没有能力挽救他们孩子生命的医生们。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我看了一眼兰教授，几乎要说出口：兰教授，要不我们回去吧？
然而已经晚了。兰教授主动上前和张迪的父母说话，她先是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安慰了张迪的父母，言语中充满对年轻生命逝去的惋惜，慢慢地她又委婉地转折到自己作为医生的理想……她说的话在我耳边滤过，的确是自然、真诚和温暖，但我全然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我只觉得心里有一万只蚂蚁在爬动，我的耳朵只等着搜索即将从她口里蹦出的“尸检”两个字。
“……我们想善待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我们想解开未知，扫清医学道路上的荆棘，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对您们孩子的去世深表遗憾，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这份遗憾，我们不想因为我们的无知和不解，在将来的行医过程中带给别的家庭。相信我，我理解您们的心情，现在提出来真的很残忍：孩子生前未能诊断的疾病，我们可以在孩子的遗体上找到答案，而这个答案将来或许会帮助到更多的人。”兰教授说完后，俯身九十度对着张迪的父母深深鞠了个躬。
“你的意思是——尸检？”那位中年男子慢吞吞地吐出这几个字，我把头一缩，只等着听他下一句的咆哮。
但是他没有。他的手在胸口的口袋摸了一阵，慢腾腾地掏出一根烟，他拿烟的手在不停地颤抖，我的目光不自觉地跟着这只手移动，突然他颤抖的幅度猛然大了一下，香烟被折出一个钝角，他说：“我可以抽支烟吗？”
我们点了点头。他身边的女人一声不吭，眼睛看了看我们，然后盯着丈夫。
他点烟的手同样是颤抖的，打火机拨弄了好几次，总算是点着烟了，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头烧得通红，映得茶几上的小白花分外惨白。
他吐出口中的烟圈，泪水盈满了眼眶：“儿子已经走了，做什么也回不来了……”
他停了下来，哽咽着说不出话，他的手还在发抖，手上香烟的折痕更加明显了，他的爱人双手使劲地握在这个男人的手臂上。
周围的空气凝成一团，只有吐出来的烟圈在不识趣地摇曳着。
“你们知道吗？我们儿子从小想当个医生，他考大学的第一志愿其实就是熙和医科大学，但差了几分，调剂到别的系去了。治病救人，是孩子的愿望，他生前没能实现，但是……如果孩子的身体对你们的医学有帮助，将来可能帮到别人，我想孩子会答应的。”男人把手中的香烟折成一个直角，在茶几的烟灰缸里慢慢地掐灭，他缓缓直起身来，把身边的女人搂在怀里，然后我们听到了女人低声的呜咽。
完全是自发的行动，我们齐刷刷地鞠下了躬，弯腰很使劲，鞠躬的时间也很久，我觉得鼻子发酸，有一种眼泪涌动的冲动。
于是，我们和这对夫妇护送着张迪的遗体到了病理科，他躺在解剖台上，脸上的表情很安详，张迪的父母亲吻孩子的额头后，迈出病理科的大门，他们互相搀扶着的身影最终消失在长廊的拐角。我们和病理科的医生们一起，对着这个背影再次深深地鞠了一躬。
尸检的正式报告需要近1周时间，这几天，每逢空闲的时候，我总会想起张迪父母互相搀扶离去的身影，他们今后也将在搀扶中度过一生，我不想说张迪的尸检结果能够对医学起到多大的贡献，在今后又能阻止多少类似的悲剧发生，我只是希望张迪的去世不再是个谜，尸检的结果多少能够给他的父母带去一点慰藉。
我接下来值班的那个晚上，肿瘤科呼叫我过去看一个憋气的老先生，他的呼吸很短促，每吸一口气就带动胸脯的起伏，脑袋也跟着一起一伏，他的面部和脖子肿得很厉害，和他瘦小的躯干放在一起，显得格外不协调，他扣着面罩吸氧，但嘴唇还是发紫，床头的监护仪上显示的血氧饱和度在90％上下挣扎着。
看到我的到来，他努力使自己在床头坐起，尝试两次后，他斜靠在枕头上，呼吸更加短促凝重了，他闭上眼调整了一会儿，然后努力睁开眼睛看着我，他左侧的眼睛睁得很大，但右侧的上眼皮耷拉着，盖住一半的眼仁，他对我点了个头，用嘶哑的声音说了句“您好”。在床头的灯光下，我注意到他右眼的瞳孔也比左边的小，他的胸口和颈部淌着汗渍，但额头上很干洁。
我看得出这是一名肺上沟癌的病人，肿瘤占据了肺的尖端，压迫了上腔静脉，导致老先生的颈部和头面部肿胀；他瞳孔缩小，上眼睑下垂，额部汗少——这是典型的霍纳综合征，是肿瘤压迫颈交感神经的结果；他声音嘶哑，应该是喉返神经也受到了压迫。
他的手发抖着，缓慢地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的字写得歪斜扭曲，但纸条的末尾很正式地印上了他的指印：
“我知道就要上路了，我不害怕，我不要用呼吸机，这改变不了什么。在我死后，我想把遗体捐献，可惜肿瘤转移了，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