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自上场李娜自传》第39章

在墨尔本的赛场上，我的膝盖又肿起来了。在连续击败了艾拉科维奇、扎维、汉图楚娃之后，身边所有的人都看出我的腿有问题了。
病来如山倒，这次膝伤发作得很厉害。进入前十六后，我每打一天就必须休息一天，因为膝盖已经承受不了连续两天以上的运动了。
之前我已经打过一次可里松消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我就向澳洲的医生求助，对方推荐给我一种昂贵的针剂，一管要500欧元左右。第二天，我把针剂带到比赛现场，请赛会医生帮我打针。我熟悉的赛会医生恰巧不在，另外一位女医生说，找她也一样。我就去她那里打针。
这位医生对我之前的病情并不在意，她漫不经心地看了看我的腿，说：“这不是水肿。”
她没有抽水，也没有做任何其他处理，直接把针剂注射进我的膝盖。
好疼！我忍不住尖叫了一声！那是我有记忆以来对疼痛最直观、最深刻的一次体验。我一向自认是个对疼痛不那么敏感的人，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雨，一般的小伤小痛我是不会当回事的，但那天当医生把针头拔出来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当场疼哭了。打完针后，我和南非治疗师说：下次就算死，我也不会再找这个医生了。
打完针以后腿还是没有消肿，那场我要对阵丹麦新秀、4号种子沃兹尼亚奇，我就那么拐着腿上了场，居然还赢了。
这次胜利就像这管针剂一样匪夷所思。
第二天上午我和治疗师说，我还是得找原来的赛会医生。那位医生和帮我做手术的艾瑞克医生是好朋友，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在他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找到了赛会医生，赛会医生听我说了前一天的情况，检查完我的膝盖，告诉我：“她根本就没帮你把水抽出来。”
我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不能跟她说，毕竟她是医生，是专业人士。”
后来这位赛会医生从我膝盖里抽了两管半的水出来。抽水的时候，他得把针头插进膝盖里面，然后慢慢将针筒拉开，让膝盖里面的积液沿着针头进到注射器里面，这很疼，但比起前天女医生的那一针，我觉得这已经完全不算什么了。
医生一边看着监视器，一边不停地换地方，将针头扎进去，然后引出新的积液。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找地方，好尽可能将全部积水吸出来。
这次治疗姜山没去，是我的治疗师带我去的。我的治疗师就是上次去奥克兰海港大桥蹦极，我们都在犹豫不决时毫不犹疑从台上一头扎下去那位。
治疗师是南非人，胆子大极了。那天他脸色也变了，回来以后，他对姜山说：做了这么久的治疗师，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当时他看到医生一针一针往外抽水都觉得心在哆嗦。
抽出两管半积水后，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可里松，他警告我：“你不能再打了，你两个星期之内已经打了两次可里松，就算再怎么肿也不能打了，对你身体不好。”
我说行，没问题。
打完可里松后，感觉稍微好一些。
第二天，我要跟大威打比赛，第一盘输掉了，第二盘比赛开局也比较低迷，但在第二个破发点上我实现了关键破发，把比赛拖入了抢七，抢七的结果是我以7∶4获胜。
决胜局我们的比分咬得很紧，最后我还是坚持了下来，逆转了大威廉姆斯，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第一次打进大满贯四强。
无巧不成书，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上，我的对手恰恰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小威。维纳斯·威廉姆斯和塞雷娜·威廉姆斯这对姐妹简直就是为了称霸网坛而生的。当她们同时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其他选手似乎都可以作壁上观了。和小威的比赛打得比较艰难，两盘都打到了抢七，最后还是我输了。
但这场比赛打完后，感觉膝盖还行，没有想象中那么疼痛。
值得一提的是我进入了澳网的四强，两周的比赛结束后，我的积分被带到了3500分，进了世界前十。我心里想：我也是世界前十中的一名球员，这种感觉……不过如此啊。
这个想法让我自己觉得有些莫名其妙，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会突然不受理性控制，冒出来一些和我之前思路完全相悖的想法。到现在我也没明白之前为什么会那么低落，同样，我也无法解释在澳网的状态如何反弹回来。我一直都是个很被动的人，不会去试图主动控制什么事情。我喜欢随遇而安、随心所欲、随波逐流，如果没有人来鼓励和鞭策我，我可能就会一直这么游荡下去了，所以我的状态才会一直起起伏伏，这是我最大的毛病。
我也希望我可以做到像别人那样平衡，但我就是达不到。有时我比较神经质。我想这可能跟性格有关，自己一方面是一个很好胜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
澳网过后，我又开始了漫长、沉重的蛰伏期。也许它实际上并没有那么漫长，但你也知道，倒霉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慢，而胜利的快感却是转瞬即逝的。我甚至怀疑自己选择网球是否是个错误，因为我发现，胜利带来的欢欣远远不足以抵消失败带来的压抑。打职业联赛的感觉，就像在刀头舔蜜，所得甚少，所失甚多，然而，我们还是乐此不疲地尝试了一次又一次。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知道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澳网四强让我感到满足，在与威廉姆斯姐妹对战后，我失去了对胜利的饥饿感。
没有随随便便获得的胜利，特别是在比赛双方都是世界顶尖球员的时候，精湛的技术、冷静的头脑、健康的身体状况都是获胜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
想要获胜，你必须真正发自内心地渴求胜利，你要非常、非常、非常地想获胜。你对胜利的渴望，要像在沙漠中跋涉，濒临死亡的人对清水的渴望一样。
然后，你才有希望，仅仅是有希望，获胜。
我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一直持续到了6月13日，在打伯明翰的草地赛时，我的状态才有了回升。
说起来伯明翰真是我的福地之一，2006年，我打败扬科维奇在这里拿到首个WTA女双冠军，2009年，我在这里打到女单亚军，2010年，我在伯明翰击败了莎拉波娃。
这次在伯明翰拿到的冠军是中国选手首个草地冠军，它给了我一定的信心。
遗憾的是，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托马斯的合作走到了尽头。
我从2004年复出到现在，成绩一直在提高。2010年的排名从第15提升到了年终的第11位，正像托马斯说的，我离理想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但当托马斯神色黯然地提出“我已经没什么可以教你了”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了。
合作时间长了，托马斯觉得他能提供的帮助已经到了极限，他认为我需要一种新的感觉和体会。我也觉得自己已经从托马斯身上吸收到了尽可能多的能量。也许，是尝试下新方法的时候了。
2010年亚运会之后，我们的合作正式结束。现在托马斯是莎拉波娃的教练。我非常感谢托马斯在任职期间给我带来的帮助。祝你好运，托马斯！
28　决战澳网
当司仪把话筒递给我的时候，我问大家：“你们看到那个穿黄色T恤的家伙了吗？他就是我老公，我总是拿他来开玩笑。”全场的注意力都转到了姜山身上，摄像机镜头也马上对准了他。
托马斯离开之后，他的工作由姜山暂时顶替。
这一阶段，姜山非常忙碌，他本来就要为我负责许多生活琐事，现在又要肩负起教练的责任，他变得更加沉默了。
姜山给我安排的第一场比赛是2011年在悉尼站举办的世界顶级巡回赛。我对这类比赛已经习以为常。按惯例，赛前活动结束后运动员会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然后准备比赛。
但我不想去吃东西。
我靠在沙发上，身心俱疲。这是我们这个小团队的艰难时刻，我没有合适的教练人选。我的伤口隐隐作痛，我看不出来继续比赛有什么意义，那个在我心头闪过无数次的念头又一次跳出来，我觉得很累。
这并不是因为当天训练任务重，而是精神压力的作用，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很辛苦、很累，我很想休息。
长久以来，这种夹杂着焦虑和无奈的精神压力让我非常痛苦，取得成绩时，我觉得自己还可以支撑，一旦陷入低谷，“退出”的念头就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对姜山说：“我不想打了，真的不想打了。每个对手都这么强大，太累了，我坚持不下来了。”
姜山也很累，这从他憔悴的脸色可以看得出来，像往常一样，他劝解我：“不管你做什么选择，我都会支持你，但我不希望你以后会后悔，毕竟我们已经来到这儿了，要不我们就试一下？”
当时我懒得答理他，自顾自去准备比